最好万达娱乐主管,万达娱乐主管QQ Fri, 29 Sep 2017 03:44:24 +0000 en-US hourly 1 https://wordpress.org/?v=4.8.2 感伤的旅程(下) /archives/1832 Fri, 29 Sep 2017 03:44:24 +0000 /?p=1832 Continue reading ]]> 尽管阳子在42岁正当盛年时去世,她所度过的却是梦幻般快乐的一生。她自称“每天过着没有气节操守的只顾消费的生活,对未来充满惊人的乐观”,这样的生活快乐得不得了。而“丈夫把我当作一个女人来看待这样一个事实”,更是她快乐的源泉。当然,她也承认如此快乐生活的前提是生活中只有他们夫妇两人,没有任何羁绊——主要是没有孩子。如果是和父母一起生活,或有很多孩子的话,夫妇之间便很难一直意识到对方是男人或女人了……

关于生孩子一事,阳子也在书中坦言“并非绝对不要,只因无法自然怀孕,也就顺其自然了”,而且他们也没有“不管采取什么办法,都一定要生一个孩子”的强烈愿望,于是也就乐得潇洒。其实我倒很能理解她的想法,对一个女人来说——尤其是对于像阳子这样看重自己性别属性的女人来说,孩子可不是什么性感的附属品。

最近的一天早晨,我和铭基轮番出尽法宝试图叫醒毛衣去上幼儿园,然后遭遇了强烈的“起床气”反弹,而且对方气焰嚣张到不得不加以“镇压”的时候,我忽然从镜子里瞥见怒发冲冠的自己——岂止毫不性感,简直连我自己都差点认不出来了……

有些女人在成为母亲之前,就已经喜欢上了母亲的身份。而我在她出现之前,从来都不怎么喜欢小孩。好吧,抽象意义上的孩子我还是可以喜欢的,比如电视广告里那些脸蛋粉扑扑、不吵不闹乖巧可爱的孩子。可是,一想到要把人生中大段大段的时间花在一个特定的、具体的孩子身上,显然不是什么诱人的事。

但人类可能就是有挑战自我(或称自虐/犯贱)的天性。。。总之,有时候你感觉自己被迫在几秒钟里跳过好几年——从怀孕前无牵无挂一身轻的自己到眼前这个背着书包从幼儿园里走出来的小孩。

是的,最近我们生活中发生的最大事件就是把两岁多的毛衣送进了幼儿园。我和铭基属于那种“心大”的父母,不怎么担心“分离焦虑”的问题——我们相信对每个孩子来说,或早或晚都会有一个新世界,爱的保护层总有一天会脱落。但我们也万没想到,她居然压根就没有什么分离焦虑。没心没肺的家伙,总共加起来也就哭了不到一分钟,挥手告别之痛快有时反令我们恍然若失。

上了一个多月的幼儿园以后,某个星期天的傍晚,我随口对她说:“明天又是周一啦,你又要去幼儿园啦。”

她看着窗外,声音有点落寞:“我就又见不到你们了……”

我有点心惊,就想着随便打个岔:“你们那些新同学,每天早上还哭吗?”

“还哭。”她说,“可能他们想他们的爸爸妈妈吧。”

我终于忍不住了。“那你呢?你也想你的爸爸妈妈吗?”

没有一丝犹豫。“不想。”她毅然决然地说,语气已经酷出了天际。

我和铭基哑然失笑,内心五味杂陈。惊讶、失落和欣慰交织在一起,当中还有一丝对于造物的恐惧。毛衣很早就显露出了极其独立、不粘人的个性,可以想象她叛逆的青春期,头也不回地离家远去。可问题是,这种独立,这种冷酷,对我和铭基来说再熟悉不过了——因为它们同样流淌在我们的血液里。

多么可怕,你身上有些东西单纯属于你自己,但还有更多是学来的,或者遗传来的。当你发现自己的丑恶(当然,我并不是说独立是丑恶的)也会遗传下去,简直令人不寒而栗。也许你能够找出勇气全力对付自己身上的恶魔,但你无法在DNA里筑起一道水坝,把那些东西挡住,不让它们绵延下去。

当然啦,她也分别从我们身上继承了一些我觉得还不错的东西。比如,对于烹饪的爱好显然来自她爸——“等我三岁了就去厨房里做饭!”她充满期待地宣布,显然已经不满足于她那套塑料厨房玩具;对于疼痛的忍耐力则完全来自于我——摔倒从来不哭,若非真的很痛一般不需要安慰。对比她爸,只要有一点不舒服都会要求别人给予同情。如果他的手掌中扎进去一根刺的话,他会觉得自己已经很能体会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感觉了……

她也完美地继承了我们对于美食的热情(幼儿园老师常担心她吃得太多),毕竟爸妈都是“哎呀太饱了怎么办不如再吃一盒鸭舌吧”的那种人。我们很少给她吃零食,于是她常常假装吃书上的食物来过过干瘾。刚上幼儿园那段时间她常尿裤子,为了激励她主动去厕所,我们破天荒启动了“如果一整天不尿裤子回家就可以吃一小块巧克力”的奖励机制。有一天晚上读绘本的时候,她习惯性地想从书页上“拿”一个巧克力甜甜圈假装吃,但手指忽然在下一秒僵在半空——

“我今天尿裤子了,”她的表情羞涩中带着遗憾,“不能吃巧克力甜甜圈……”

真想把那毫无自觉的天真装进什么容器里保存下来啊!在这样的时刻我还是很喜欢她的,就好像一只母鸡带着困惑的好奇发现自己孵出了一只不同的品种。

然而在另一些时候,我又感觉自己被她那无辜原始的自我主义一点一点地消耗和磨损。自从她迈入“terrible two”,开启了人生第一个叛逆期,几乎每天都有大大小小的战役在家中打响——无论想不想要都先说“不要”,后悔了又鬼哭狼嚎;什么事情都想要自己做,能力配不上野心又气得跳脚;情绪堪称瞬息万变,毫无征兆就可以随时翻脸;脾气坏起来简直像个出租车司机,被批评时打岔找借口的本领又堪比法律界人士……

在理论的层面,我明白这些反叛行为背后的幼儿心理,以及育儿专家们建议的应对方式。在实践中,我的耐心与克制也已远超自己的想象,但还是时常忍不住变身虎妈“修理”她。育儿书里常强调父母需要“温柔而坚定”,可我实在有些怀疑,这两个词是在一个理想化的世界里(类似于物理学中的真空环境)才会出现在一起的搭配。无论孩子有多失控,永远保持冷静,温柔耐心又足够坚定——哇塞!那是奇珍异宝哦,但当然不是寻常百姓。

为人父母是如此矛盾。有时身处公共场合,为免打扰他人不得不加以妥协尽快结束“战争”,事后我会心有不甘,害怕助长了她的气焰;更多的时候我们对她毫不纵容,惩罚教训完毕却又偶尔后悔,担心对她太过严厉是否会留下心理阴影;我时常求助于育儿指南,却又本能地排斥它们,因为我从心底里不相信这里面会有什么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育儿理论有各种门派,却基本上都没有可靠数据支撑,而且每过十年就会风向大变。说真的,过去的规矩与现在不同,尤其是在体罚方面——你不仅能打自己的孩子,还能打别人的孩子呢。就算西方发达国家也不例外。按照如今的育儿理论,全球大概至少有几十亿人都有童年创伤,现在正忙于报复社会吧……

比起育儿书籍,我更相信最近在果壳上看到的一篇文章,文中说绝大多数育儿经都是乱弹琴,大部分养育技巧其实都无足轻重,重要的是你自己的基本条件、收入和生活环境。因为除了某些极端情况(例如虐待或忽视)之外,父母的教养方式很难影响一个人的性格,更无法决定他未来是否成功。真正影响孩子的,是基因、同伴、整体的运气和周围的环境。所以为人父母者根本不用那么紧张。“复杂的育儿产业里其实有很多东西不是给孩子准备的,”作者如是说,“而是给紧张焦虑的家长,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必须做点什么。”

但公平地说,她的“terrible two”也教会了我一些东西。身为父母,你本能地认为你的孩子虽然令人头疼,但本质上是好的,只要将那些让他们不爽的东西准确地辨认出来,他们就会回复到最初的纯真。因此你会不断尝试去猜测,在那些哭闹、愤怒、沮丧和种种令人讨厌的行为背后,真实的目的究竟是什么。这种解读的尝试实际上反映了人类宽容的本能。假如我们能将这种宽容用于处理成年人的关系——比如说,假如我们能用爱的目光穿透有些人身上包裹着的粗暴盔甲,看到在所有文身、香烟、酒精、污言秽语,以及明显的偏见之下,是疲惫、恐惧、困惑和与你我并无二致的温柔灵魂,那么也许盔甲就会融化,人们就会记起自己本该是谁。以慈悲之心理解每一个生命,这是孩子教会我的事。

 

这个夏天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去了趟张北草原。秋天的风已经渗入那片土地,草开始泛黄,花正在凋落,春天的欲望和夏天的年轻感都在秋风中渐渐消逝。但我更喜欢眼前这古气磅礴的秋日景象。天空湛蓝高远,山丘连绵起伏,格桑花的花瓣飘落时像是会发出声音。果然花朵还是应该长在草原上啊,没有了高楼大厦的压迫,花草树木的姿态都显得更为自由舒展。我不大想用“美”这种敷衍的词语,但无可奈何,那真的就只有“美”可以形容。

起初一切都很完美。毛衣在薰衣草和向日葵之间穿梭奔跑,又神气活现地骑在一匹她连脚蹬都够不到的大马上,不时露出痴汉般的笑容。我和铭基像左右护法一样,陪着她和那匹马慢慢悠悠走完那段土路,心中充满那种再熟悉不过的、爱与无聊夹杂的感受,就像看着她第27次从滑梯上滑下来。这个像漫画里一样的小孩是怎么找上我们的?我自问然后自答:嗯,在数不清的前世之中,我们有一世是好人。一定是这样。

但我很快就陷入了自我怀疑之中。明明整个上午都好好的,午饭也吃得很香,可饭后就因为换衣服的小事,她瞬间就陷入了那种六亲不认的癫狂状态中。反复讲道理没用,只好强行镇压,终于换来了暴风雨后的平静。更惊人的是,对方在下一秒就破涕为笑,开始唱起幼儿园学的儿歌…… 唉,我在一旁翻着白眼,普通家用电器的说明书都要比幼儿的指导更为详细。

然后又是另一轮的风波。毛衣对于“在草地上打滚”这件事有种荒唐的执念,她来到草原的最大目的就是要在草地上打滚。可是来到以后才发现,经过一整个夏天,草都变得很高又很扎,完全不适合打滚。于是她一路都在车上哀嚎“我要打滚我要打滚”,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一块勉强可以打滚的草地,下去一看才发现遍地都是垃圾。

“到处都是垃圾哦,你确定要下去吗?”我们很有礼貌地问她。

“要!”她果断地说。

OK,尊重你的选择。我开始给她穿鞋。可是,刚穿好一只鞋,她不知是反悔了还是想要展露威风,忽然开始在安全椅上拼命蹬腿,扭动身体,拒绝下车。

我和铭基一身不吭地关上车门,把车开走。然后,就像触到了什么开关一样,那个纠结的小怪兽在下一秒开始大哭,一边哭一边大喊“我要下车!我要打滚!”那个涕泪纵横啊,那个歇斯底里,简直像是刚被全世界背叛和抛弃。

政治不大正确地说,在这种时刻,内心真的会生出扇她一巴掌的冲动——虽然她还是会哭,但至少有个正当理由哭了……

讲道理再次被拒后,我们一直沉默着,直到她再一次自我平复。铭基把车开到另一片草地旁停下。我转过头来看着她:“你还想去打滚吗?如果不去我们马上走。”

“想!” 她赶紧说,可怜巴巴地向我张开双臂。

我将她从安全座椅中解放出来,一起牵着手走到草地上。她看上去有点怂,但还是使劲儿闭着眼如临大敌般在杂草间慢慢躺下去,然后勉为其难地打了一个滚——自己要打的滚,硬着头皮也得滚完……

然后我的心忽然又变得柔软起来。天哪,我绝望地想,这真是一种没有道理的爱,完全不要求回报,也没有超过半小时的后悔,另一个人的利益可以完全凌驾于自身之上。这种爱不是基于对强者的仰慕,而是对弱者的同情——看看那个无助的生物吧,如果没有大人帮忙,她甚至没法自己解开座椅上的安全带…… 而这种脆弱并非为孩童所独有,成年人也总在寻求安慰与宽恕。孩子的自私、脆弱和依赖,实际上是另一种高深的教育,提醒我们没有人能够真正单凭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立足,我们总要仰仗他人的善意和帮助。

一群年轻人在前面嬉笑拍照。他们带来了几只狗,全都长得健壮而漂亮。它们自由自在地在草地上打滚、奔跑、互相追逐,在它们私人的狗粮广告里扮演着主角。毛衣走过去摸狗,狗也友好地回舔她,狗的主人们不断发出赞叹,说着“小朋友多可爱”。我没有说话,只是忍不住在心中苦笑。现在我终于明白,为什么生小孩以前很少听见为人父母的朋友谈论育儿这件事——不是不想谈,只是若非同道中人,根本无从谈起。我也终于理解了他们身上那些共通的品质——温和克制得益于形形色色的失望,更富耐心的思维由频繁遭遇的挫折刻凿而成。我们在时间的学校里成长,我们在爱的火焰里燃烧。

我们漫无目的地走着,起伏的草原看似无限地向远方蔓延。秋天的色彩如油画般层次丰富,白色风车慢悠悠地转动,夕阳的光线将一切都融为梦境。毛衣兀自向前跑去,就像在画中与梦中奔跑。一切都令人眷恋,让人感动得想哭。当然也不至于真的哭,只到会心一笑的程度。我拿起相机,希望留住这一刻。我知道斗争和冲突很快会再发生,静谧的幸福只会一小段一小段地到来,也许一次不超过十分钟。因此必须握紧时光,好好珍惜。片刻存在都富有意义,因为完美实在难求,我们只是凡人。

所以荒木是对的,人生就是一次感伤的旅程。但在那一刻我悄悄许下承诺,永远都要努力朝难以想象的未知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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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总是美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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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伤的旅程(上) /archives/1830 Thu, 28 Sep 2017 14:49:41 +0000 /?p=1830 IMG_4121

最近有朋自远方来,我们几个LKCN(一个在英华人论坛,也是我平生混过的唯一一个论坛)的老友在北京聚会,触发了一波怀旧热潮。英国的朋友们失联多年以后,再次重聚在LKCN的“元老”微信群里。大家寒暄叙旧之余,纷纷把名字改成当年的ID,一时间熟悉的ID漫天飞舞,感觉就像去了什么高中校服cosplay party。当年的摄影狂人们纷纷甩出海量聚会老照片,大家抱着复杂的心情寻找着照片中年轻的自己,老实说并不十分缅怀那个没有美图的年代。。。

照片真是可怕的东西。我猝不及防地看到了各种版本的自己:长发,短发,带着婴儿肥,挂着黑眼圈,穿着当时自以为很潮的衣服,在海边玩沙,在山间徒步,在森林里看鹿,在朋友家聚餐,唱卡拉OK,参加论坛举办的“摄影之旅”。。。当然最多的还是周五下班后的酒吧聚会——对于当年那个被繁重工作摧残得“上班如上坟”的我来说,Friday drink象征着每周自由的开端,我终于可以脱掉西装,摘下面具,在酒精和好友所构建的自由区里痛快地做回自己。

我曾感慨,伦敦往事就像上辈子的记忆。重看老照片时,总不免感觉像是看到了前世的我,即已经死去的那个我。其实倒也没有多少伤感,因为随着年龄渐长,益发明白我们一生所拥有的,远比有限时间里能够把握的更多;而生命的秘密就在于:并非每一件事都发生在年轻的时候。

可是,“照片中死去的我”这一概念,越琢磨越觉得似曾相识,正好最近在读荒木阳子的《我的爱情生活》,猛然想起那正是阳子的丈夫、摄影大师荒木经惟的观点。对于荒木来说,摄影就是在生与死之间来回游走,拍摄即是在瞬间谋杀被摄体,而要如何使之起死回生,则是摄影这个动作,或者说是摄影本身的意义。

在看阳子的书前,我先重温了荒木的照片。不得不再次感叹,他对构图、色彩之类的确是毫不讲究,但每一张照片都充满了感情和生命——包括照片中那些本身并无生命的物体。餐馆里的食物,街道上的树叶,房屋,鲜花,塑料恐龙,光秃秃的树枝,古旧的铃铛,雨后的天井,空无一物的天空。。。拍摄日常生活中那些真实但“不重要”的照片,对他来说似乎非常重要。荒木似乎有种不灭的欲望,想要用他的相机去吞噬生命,停滞时间。

难以忘怀第一次看见他作品的感受——先是惊慌和好奇,渐渐转化为一股自己也无法解释的伤感。毋需讳言,荒木挑起的震撼首先源于他对性意象的痴迷,这种意象存在于禁忌和艺术之间的灰色地带,而不变的焦点是女性的身体。在他的照片中,女人们暴露在大街上,躺在床上,或是如色情明星般赤身裸体。有些照片有着拍立得式的直白和随意,另一些则充满了精心构造的戏剧性:女人们往往被呈现在极端的、仪式性的物理束缚中——她们被绑在床上、车里,或是被高高吊起,脸上化着整套妆,复杂的绳索像蛇一样爬过她们穿着和服的身体。捆绑显然是一种操纵和呈现肉体的艺术形式,但他的照片从未把女性的身体呈现为案板上的肉,正相反,荒木的相机瞄准的是女人的心——不只是被拍的模特,连观看照片的我都有“正中红心”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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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认为荒木拍的是色情照片(我也很难相信男性观众能够对着那些照片手淫),因为你必须把荒木的作品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而它们在性之外还有太多太多的东西。你无法剔除掉那些“耸人听闻”的部分,而只留下经过消毒的半真半假。换句话说,你无法删除那个怪老头的绳索和裸女,而只保留艺术家的花朵与天空。

比那些照片更“耸人听闻”的事实是:荒木不仅拍摄了大量女人的裸照,而且几乎跟所有模特都发生了性关系。或者不如说,他是通过性获得了拍那些照片的机会,也因此让女人们在他面前呈现出最真实的一面。性就像是摄影的前戏。他的照片在某程度上打破了摄影师和拍摄对象之间的距离——有时他甚至会让模特拍下他本人的照片。

荒木经惟的成名作是1971年自费出版的《感伤之旅》,记录了他与阳子的新婚旅行。这部作品引起关注也饱受争议,因为里面不但有风景照片,还有大量私生活记录,包括阳子的裸照和性爱照片。可以说,阳子是他的第一个模特,并从此开启了源源不绝的题材。如果没有阳子,荒木将无法实现他的摄影梦。在70年代的日本,根本没有多少女性愿意被拍,更不用说在私密的时刻被拍了。因此我们可以想象,愿意让荒木拍摄并出版这些照片的阳子是多么勇敢而前卫的女性。《感伤之旅》出版后,阳子甚至还把这本书带到她的办公室,试着把它卖给同事——包括她的上司。。。

正如它的名字,《感伤之旅》中的照片丝毫没有新婚的喜悦,反而充斥着淡淡哀伤。花园里的石凳酷似棺材,旅馆的空床满是寂寥,神情郁郁寡欢的阳子赤裸上身站在草地上。。。最经典的是一张阳子侧卧在小木船里熟睡的照片,画面简洁而传情,阳子蜷缩着身体的形状就像胎儿一样,荒木却从中看到了死亡。“我拍这张照片时没想很多,但是看着这张照片,你就能看出那是通往死亡和另一个世界的旅程。”荒木说,“我们的蜜月是一次死亡之旅。”这是怎样的一个人啊,他在自己最快乐的时光里拍摄了在他心中妻子离去的照片。“感伤之旅”实际上只是“死亡之旅”的温和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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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荒木而言,摄影就是一场死亡之旅,每次按下快门都能感到越来越接近死亡。20年后阳子患癌病逝,荒木出版了《感伤之旅·冬之旅》,在新婚旅行的内容之外,又加入了一系列阳子病逝前后的照片来纪念他们的爱情:阳子在跳舞;阳子在床上吸烟;阳子的手从医院的床单下伸出来,握着荒木的手;死去的阳子躺在打开的棺材里,鲜花一直堆到她的脖子上;家里阳子的牌位;阳子的坟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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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照片又迁移到后来的系列作品中。熟悉的图像不断地出现,就像记忆——不,不是“像”记忆,而是作为记忆。阳子渗透了荒木的生命和他的艺术。甚至在阳子死去之后,依然可以从荒木身上看到她的影响力。电影《东京日和》便是改编自荒木和阳子的真实故事,至真至纯的夫妻之爱令人动容。

但这难道不是一件吊诡的事吗?荒木有一个深爱的妻子,同时却在外面有很多的性关系。真爱与荒淫在他的世界里同时发生。他拍过无数裸女,但被问道他最欣赏的人体作品时,他却说是“阳子被记录下的一切”。阳子去世后,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除了从阳台上拍天空之外,荒木没法拍别的任何东西。。。

说实话,某程度上我能够理解荒木经惟。毕竟,正如纪德所说,“肉欲是艺术家一种头等重要的因素”,这种原始冲动其实是一种生命力的体现,说是文学艺术创作的动力也不为过。在感情和“私德”方面,大众对艺术家也往往持一种相对宽容的态度。但令我好奇的是,他的“真爱”到底有多真?是否经过了《东京日和》式的美化?他的妻子如何看待他与那些女模特之间的关系?游走在情欲和真爱之间的荒木,又给阳子带来了怎样的快乐和伤害呢?

我得承认,我的确是抱着“窥私”的初衷来看《我的爱情生活》的。在此之前,我印象中的阳子只是那个不断出现在荒木照片中的、似乎为丈夫的艺术做出了很大“牺牲”的女人。而要想真正了解一个人,再没有比读他写的东西更快捷的途径了。

是典型的女性文笔,感性、细腻、风趣俏皮。阳子在写作上颇有才华,她似乎格外擅长描写日常生活中的愉悦和美感,比如食物的材质,葡萄酒的味道,泡露天温泉的感受,电影中某个令人难忘的镜头。。。某层面上,她让我想起村上春树。村上其实算不上那种特别天才的作家,但他非常真诚(即便写的是魔幻现实主义仍然如此真诚),而且有极好的审美情趣,因此笔下的细节往往妙趣横生,哪怕是描写一蔬一饭都让人看得津津有味。我爱读他写的一切,哪怕是那种最最琐碎无聊的小品文。老实说,连他的超市购物清单我都愿意读。。。阳子也有这方面的才华,描绘一顿美味的意大利菜时会让人有“口角噙香”之感,读来饶有情趣。

但还有别的什么,在她的字里行间嗡嗡作响。也许是那种有悖于“日本家庭主妇”形象的叛逆?比如,她会直接地说“我明白我之所以愿意与他交往,是因为他善于理解我那迷恋低级趣味的浪漫主义。他似乎早已看透我那颗执着于无聊事物、虚浮散漫的心”;她承认自己之所以认真做家务,是因为她的另一面是一踏出大门便和男性朋友喝酒至深夜,然后大醉而归,打破门禁,因此“好好做家务是对酒鬼的一种补偿”;荒木胸膜炎刚出院就紧张地工作,阳子担心归担心,但转念一想——“如果将丈夫身上的激情和热血夺走了的话,那他不就成了一名缺乏胆识毅力的大叔了吗?那多无聊”。。。

在这本书里,阳子也坦率地回应了大家的好奇,为她与荒木的关系提供了另一个独立视角。她说有一次杂志社策划了一个离谱的拍摄项目,让荒木去美洲各国拍摄妓女的照片——但又不止于此,还有他和她们在一起睡过之后的照片。她承认自己不可能心平气和,一想起来便怒火中烧——“回来后,绝对不让他碰我。即使一年不做也没有关系。啊,真是脏死了,讨厌!”可是丈夫回来以后,她的好奇心又战胜了嫉妒心,希望他能给她讲讲那些女人的事情。然后荒木说了些诸如“毕竟是工作嘛,很够呛的,不可能有什么愉快的”和“性嘛,还是需要有语言交流的,不是说只要做了就很好的”之类带有很大表演成分的话。但阳子觉得,这种表演本身就是一种温柔体贴的表现。如果没有一颗为对方着想的心,也就不会去表演了。而且,“如果他只是个单纯的纯情男人,我可能会小看他了。”正因为阳子是这样的女人,所以,荒木那虚虚实实、充满热情的眼神背后的计算,那伪装在演技下的爱情,反倒让她觉得有趣极了。

阳子说,她对丈夫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理解和尊敬,只是觉得虽然他的兴趣爱好有些独特,但这终究是他个人的事,她并无资格说三道四。她从来没有因为这些事而受到伤害、心碎过,真正令她感到受伤的,反倒是那些“有这样的丈夫,你竟满不在乎”诸如此类旁人的好奇心和他们得出的结论。看到这里,我也忍不住感到一阵心虚。。。

《感伤之旅》出版时,因为大尺度的照片而备受批评,阳子却毫不在意——“别人怎么想是他的自由,说荒木是性虐待狂,我是性受虐狂也无所谓,认为我们有裸露的变态嗜好也没有关系。因为,我最喜欢变态了。”她还在书中坦言,荒木常常在两人亲昵的中途拍照,而这很合她的口味。“比起淡然平稳的方式,丈夫这种打破常规的方式更好。被拍摄的快感也很强烈。”她承认自己喜欢他的这种粗鲁和下流。

的确,重看那些照片时,你会发现无论是在婚姻的哪个阶段,照片中的阳子都丝毫没有难为情和不好意思,这不仅因为摄影师是自己的丈夫,更因为阳子有对被注视、被拍摄和被暴露的兴趣和强烈的自豪感。我得承认,我曾得出的“为艺术而牺牲”的结论其实是中了男权主义的毒。事实上,阳子并非为了丈夫而成为摄影模特,她是为了自己的快感才让荒木拍摄的。她对自己的权利、自身的感受有极大的自觉。从这个意义上说,她实在是那一代人中少见的独立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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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我之见,这对不大“正经”的夫妇之所以能以一种在外人看来不可思议的方式恩爱如初,是因为两个人都能够欣赏人性的复杂。阳子说有时丈夫的眼神会忽然流露出一种空虚,虽不知此刻他心中已经放下了什么,“但此时显得那么陌生的他,看上去简直棒极了”。她热爱电影,对影片常有独具一格的看法。看大卫·林奇的《蓝丝绒》时,她深深沉浸在那个倒错畸形的世界里——“病态之物有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性感,能感觉到这一点的我,也许在内心深处也隐藏着类似的东西吧。”

阳子认为自己人性中邪恶的部分在荒木的照片中被惊人地表现了出来,“从照片中也能明显地感觉到他注视着这样的我时的视线”。而荒木则对阳子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你人性中有恶的部分,如果把你当作妻子来看待的话,就麻烦了,如果把你当作作家来看待的话,反倒想帮你发挥这部分的才能。”看到这里的时候,突如其来的感动令我鼻子一酸。什么是知己?这就是知己!

书中收录了阳子的一首诗《口红》,开篇便是“在家待着也很无聊吧,和男人约会去吧/因为丈夫这么说/于是我和青年ADE SAVEY酒吧约会”。。。对于带着“窥私”目的的读者来说,阳子的私生活是这本书的另一大亮点。在与荒木的爱情生活背后,“男性朋友”的影子也若隐若现——“男性朋友有几个,与他们在酒吧待到深夜,手挽着手走在夜道上,道声晚安吻别。或者,如果想有更加充满热情的愉悦方式,我会觉得这也不错。”原来如此!当下我似有所悟,这两个人是open relationship嘛。。。但阳子否认有真正的爱情牵涉其中——“对我来说,与男性朋友交往真的很愉悦,精神和身体都能得以放松,丝毫没有被痛苦和后悔所支配,这也不是恋爱吧。”文字或许会有粉饰,但读完全书后的我毫不怀疑,她把唯一的真爱给了自己的丈夫。

在荒木和阳子身上,我看到了两个有趣而叛逆灵魂的磨合与理解。他们的相处模式堪称挑战世俗,也很难被模仿,又似乎比萨特和波伏娃来得更为真诚和“纯情”。在大众眼中,婚外情因违背了爱情一系列最神圣的责任而为人不齿,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对他人偶尔心生欲念其实才是人之本性,文学艺术在很大程度上便是肯定了这种“暗黑”的本能感受。如果爱情被定义为对另一个人幸福的真正关切,那么允许对方偶尔顺从本能,拥抱人性的复杂,即便不是值得赞扬,至少也是可以理解的吧?

自制、忠诚固然是一种美,但一脸满不在乎的荒木夫妇也很美。哪个比较接近神?这我就不知道了。我只知道,神的计划里绝非只有理性和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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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点惶恐呀,写了一篇“三观”不那么“正”的文章。。。其实道德家们大可不必担心,特例让世界显得复杂,但并不改变世界的正常运行。然而特例又确有存在的必要——光是知道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的可能性存在着,我们的心就更自由了一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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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次元壁!《闪光少女》! /archives/1816 Thu, 27 Jul 2017 05:15:37 +0000 /?p=1816 IMG_1875

(这是一条硬到不能再硬但每个字都发自内心的硬广)

 

我是7月16号在《闪光少女》首映礼上看的电影,编剧鲍鲸鲸和导演王冉是我的好朋友。在看片以前,说实话我的心里是完全没底的,尽管在这种情况下,称赞通常是一种礼貌,就像别人给你看他们写的诗歌或照片时,你似乎必须得说点什么好听的话。然而看完以后,所有的顾虑都烟消云散了。我坐在那里和所有人一起用力鼓掌,热血沸腾,全身每个细胞都燃到炸裂,感觉自己两个小时内年轻了二十岁。

你知道的,首映礼一般充斥着大批幕后主创的亲友团。如果影片本身很严肃或悲情那还罢了,刚好《闪光少女》是那种超级热血燃魂的青春片,银幕上每每出现导演和编剧的名字,或是剧情发展到high处,全场就是一片山呼海啸般的掌声和口哨。身为亲友团的一员,沉浸在这样的气氛中,而且是为真正好看的电影和真正优秀的朋友而欢呼,感觉实在是太幸福了。

稳了!我当时就笃定地想。在我心中,《闪光少女》就是近十年来大陆最好的青春电影——每一个字都发自内心真情实意毫不脸红绝非吹捧。虽然是小投资小阵仗,没有知名演员,没有流量保证,但有堪称黄金阵容的幕后团队保驾护航,题材新颖,内容扎实,故事好看,细节满是诚意与惊喜。再加上它之前在上海电影节传媒大奖单元包揽了最佳影片、最佳编剧、最佳新人导演、最佳新人女演员、最佳新人女配角五项大奖,场场点映好评无数,我觉得它毫无疑问会是一匹黑马,凭着好口碑在暑期档大爆特爆。

没想到上映快一个星期了,口碑依然很好(豆瓣评分7.5),票房却不如意,排片越来越少,每天看着影院排片量简直气死!也许在这里啰嗦也没啥用,但还是忍不住要多说几句。

 

我和鲍鲍从第一天认识起,就是一见如故的好朋友,有很多共同话题和共同爱好。但在此之外,她还拥有两个我不得其门而入的世界:音乐和二次元,一直令我羡慕又好奇。

先说音乐吧。鲍鲸鲸同学真的懂音乐,听的音乐类型多到你都不知道有些类型居然存在,还会把欣德米特和斯克里亚宾这些我连名字都要一个一个字看清楚才能打出来的作曲家拿来比较分析。甚至她自己就是《闪光少女》女主陈惊的原型,学过十年扬琴。影片中西洋乐对民乐的轻视也正来自于她的真实经历,所以她不止一次跟我说过,写这部戏时有种“报仇”的痛快。

我还记得第一次去鲍鲍家里玩,看到那个长得很“传统”的大家伙时,我脱口而出:“扬琴!”

“你认识扬琴?”她一脸震惊。

“我有个中学同学就会弹扬琴,经常在学校的活动上表演。”

“很少人认识呢!”她伤感地摇着头,“你不知道,以前那帮学西乐的可鄙视我们了……”

所以,虽然我不懂音乐,但当我看到电影中的陈惊为了向暗恋的师兄证明“扬琴是什么”,努力组建起2.5次元民乐队,在漫展演奏古风歌曲《权御天下》惊艳四方(我还专门去天津探班过漫展那场戏!);当我看到民乐“大战”西洋乐时,扬琴琵琶古筝统统上阵,双方你来我往火花四溅,最后唢呐哥一招定乾坤——完全体会到了鲍鲍所说的那种报仇的快感,燃得简直想从椅子上跳起来对着空气出拳!

(但比这更酷的是,影片在传承传统文化的表达上真诚而不谄媚,也没有“顺手”把弘扬民乐上升为爱国主义,而更多的是在对抗中寻求融合和理解。)

再说二次元。我看见有些影评作者觉得电影中对二次元的呈现不符合他的理解或想象,认为编剧和导演根本不懂二次元——我真的忍不住要送上无数个“呵呵”……鲍鲍和小王这对夫妻档,本身就是潜伏在三次元世界里的二次元漫画人物啊!他们都是b站的深深深深深度用户啊!鲍鲍今年的生日礼物是小王送的铜像——她和她生命里最重要的秃头(也就是《一拳超人》中的琦玉老师……)并肩在太空遨游!我还记得去年七月,小王正式进组拍摄《闪光少女》时,鲍鲍给他拍了一张照片,照片上的小王貌似淡定地在收拾行李,但T恤背后的大字暴露了他的真实身份——“自宅警备队宅外派遣”……就连我生了小孩以后抱怨带娃辛苦“打怪”路漫漫,鲍鲍却说辛苦归辛苦,“但你放在二次元里就是超燃的怪力少女杀啊!”——好吧,现在她自己也变成“怪力少女杀”了……

我的意思是,这就是爱与真实,天地无欺,千金难买。创作者就是应该写自己真心相信的故事啊!故事还是得从内心出发,而不是脑子。从脑子里走出来的故事,不管多么精致考究,终归没有真实的热度,因此也经不起回味。也许结构很特别,但整个推演无法赚得人心;也许会感动,但那感动是一块一块连不起来的。而从心里走出来的故事,即使有缺陷,那副筋骨仍是强大的,那个根基仍是扎实的。我看到的《闪光少女》,是带着发自内心的、勇敢的真诚去诉说,并且说得明白晓畅。我看到的编剧鲍鲸鲸,除了她自己,没有刻意去讨好任何人。

多新啊!多放肆啊!多干净啊!这就是我想看到的青春片,里面的人物像真正的年轻人一样,靠感情和理想生活,而不依赖批判和任何负面的东西。我早就受够了那些中老年导演的意淫青春片,生生捏造出点青春安放在人物身上,简直像是弗兰肯斯坦的怪物。

在我看来,这部电影最妙的是以二次元为切入点表达青春。这个视角很新却又很贴切,因为二次元最重要的精神内核就是热血、勇敢、坚持、爱、友谊、梦想、正义等一系列关键词,而这些又恰恰是对“青春”二字的最好诠释。青春少年往往感觉自己不被他人所理解,既陶醉于这种不被理解的孤独,又极度渴望证明自己,而这一点也与二次元文化奇妙地契合——尽管受众越来越广,但作为一种亚文化,二次元注定受到主流文化的“压迫”和质疑,那种沉浸在自我世界难与外界沟通的孤独和骄傲,那份不被认可也一往无前的热爱与执着,我们这些三次元世界的人难道不曾感同身受过?只不过,现实世界中的我们往往扔下梦想自己逃跑,而二次元空间却浪漫地给予了这些精神梦想实现的无限可能。

(看到有些评论说觉得影片中一些二次元的情节太中二或太尴尬——唉,这就是那种自己浑然不觉的偏见啊!你觉得尴尬的点,恰恰就是别人的爱好别人的青春啊!)

 

鲍鲍最近在知乎上回答了一个关于《闪光少女》的问题,里面提到筹备电影之初,为了让几位幕后大佬了解什么是二次元,她用尽全力做了一个几十页的、很“中二”的PPT,向他们展示了她眼中的二次元,以及她为什么会喜欢二次元。

她说:“二次元的世界,在我心里,是一种绝对存在。是琦玉老师一次次出拳,击碎那些所谓的“不可能”;是相信拼搏相信正义相信队友,相信有一片海域,在等着我们去征战;是去伸手摘星,即使无功而返,也不会深陷烂泥。”

据说看过PPT以后,大家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梁翘柏老师说:好,这个世界很酷,我们会努力跨进来。

我也觉得这个世界很酷。而凭着一腔热血努力突破次元壁的鲍鲍、小王、江志强先生、梁翘柏老师……更是酷到不能再酷。

忘了是余华还是哪个作家说过一段话,大意是每个人在自己的现实世界之外,都拥有一个虚构世界,很多的情感、欲望和想象存放在那里,期待被叫醒。而电影、文学、音乐、美术等各种形式的艺术就像叫醒闹钟,让人们虚构世界里的情感、欲望和想象获得起床出门的机会。然后虚构世界开始修改现实世界,现实世界也开始修改虚构世界。如此相互修改之后,人生就不知不觉变得丰满宽广起来。

这个比喻同样适用于二次元和三次元的世界啊。既然那个奇妙的世界在某处存在着,既然已经有人充当破壁者,我们为什么不去看一看呢?让那个世界的真、善、美投射进我们的内心,让我们拥有把自己和世界想象成更好的力量。我相信这世上没有一堵墙能够永恒存在,就像希娜之墙也终被巨人打破(你看我真的有努力去了解二次元!),活在两个世界的人也终有相互理解的一天。

我不知道《闪光少女》最终的命运会是怎样。是注定被大制作、大明星、大IP“压制”的萤火之光,还是会凭借着好口碑上演票房惊天大逆转?谁知道呢——萤火之光敢与日月争辉,少年人,往往奇遇。无论如何,电影终将落幕,青春终将腐朽,而你们曾经用力拼搏,光芒闪烁,呼啸而过,多么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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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行迪士尼 /archives/1809 Thu, 20 Jul 2017 12:18:33 +0000 /?p=1809 Continue reading ]]> 坐在开往香港机场的车上,我认为有必要给身边的小朋友打个预防针,让她对假期结束后即将回归的无聊生活做好心理准备。

“毛衣,我们回到北京以后,就没有迪士尼了,你知道吗?”

她看看我,小眼神里闪过一丝留恋。“也没有海滩了……”

“是的,”我忽然也有点伤感,“因为北京没有大海。”

“也没有科学馆了……”

“啊!”我抓到救命稻草,“北京也有科学馆的,我们以后可以去呀!”

她不作声。过了大概五分钟,她忽然像大人一样幽幽地叹了口气:

“……就没有迪士尼了……”

我一直对迪士尼有种复杂的感情。一方面,我曾经是米老鼠的粉丝,以至于24岁第一次去洛杉矶的迪士尼乐园时还被我妈调侃“还不赶快去跟你偶像合影”。而亲眼见到真人尺寸的米奇和米妮时,我也的确有种梦想成真的激动。可是另一方面,我觉得迪士尼乐园对一个成人来说实在有够无聊——缺乏像样的冒险和刺激项目,大大小小的木偶反反复复地唱着甜得发腻的歌。还有那些像蝗虫一样铺天盖地无处不在的婴儿车,它们将我包围,随时挡住去路,不断地刮蹭着我的腿。记得当时我绝望地想:是不是全加州的孩子都来了迪士尼?!

作为一个宫崎骏爱好者,我也不大欣赏迪士尼那些充满了性别歧视的经典动画片。好女孩永远软弱又被动,无法独立完成任何事情,需要男人来拯救。而坏女孩却总是那么独立又自信。美丽是善良的,而丑陋或不完美是邪恶的。美丽的公主总是被邪恶的女巫(你能一眼看出她是邪恶的,因为她又老又丑)陷害。不过没关系!会有王子来拯救你——如果你足够漂亮的话。王子无疑很英俊,但通常性格模糊,缺乏一整套人类的情感属性。然后他们就结婚了,永远生活在完美的世界里,那个世界里没有黑人、残疾人或同性恋,甚至没有人长痘痘——当然,除非他们是邪恶的。

(不过,迪士尼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些问题,所以近些年的《花木兰》和《冰雪奇缘》开始赋予女性英雄角色,但这还远远不够。)

生了小孩以后,我益发觉得迪士尼动画片简直就是为人父母者的噩梦。想象一下,你的孩子像人猿泰山一样光着身子跑来跑去,像灰姑娘那样打破宵禁才找到爱情,或者像白雪公主那样从家里跑出去,和七个男人住在一起(小矮人也终归是男人嘛)……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我还留意到,在所有的迪士尼电影中,最愚蠢的人通常都是父母,而最聪明的是孩子。主角们要么是孤儿,要么他们的父母就会在电影中死去。所以信息已经很明确了嘛——只有当爸妈死了或者不在身边的时候,你才会处于人生巅峰。所以最合乎逻辑的结论就是不要听你爸妈的话。

好啦,这当然只是玩笑话,其实我没有那么偏激啦。童话只是童话,孩子们总会长大。在得知世界的真相以前,他们做得最多的也不过就是装扮和玩耍,在想象中成为他们想成为的任何人。我当然明白,迪士尼的存在是为了赚钱而不是负责替你养育孩子,孩子们模仿的是你,而不是卡通人物,因为他们看你要比看卡通片要多得多。我觉得吧,迪士尼这玩意儿就像酒精,过量肯定不好,但适度的享用可以让你暂时远离人类社会的所有垃圾。

 

正是怀着这样的信念,我们回香港度假时没有避开迪士尼,决定为两岁的小朋友打开潘多拉的盒子。

刚穿过大门我就已感到了一丝尴尬,因为发现推着婴儿车的自己已然成为从前被自己鄙视的“蝗虫”大军的一员,而我们的背包看上去就像那种72小时逃生装备,简直可以在野外生存。环顾四周,孩子们全都兴奋得像是在云端漫步,而所有的家长们都有种大义凛然的神情,脸上写着“来吧,让我们打一场硬仗!”我的身旁是一个来自台湾的五口之家,爸妈和三个孩子都穿着一模一样的宝蓝色T恤,走起路来气势恢宏,就算到天涯海角都不会走丢。

香港的迪士尼乐园很小,但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一点,它意味着我们不用在7月的湿热天气里顶着烈日走太多的冤枉路。但即便如此,迪士尼仍然是对体力和意志力的巨大考验。天气太热,队伍很长,许多不同程度的家庭骚乱在各处发生。我看见一个忍无可忍的妈妈抓住孩子的胳膊大吼“闭嘴”,台湾宝蓝色家庭已经紧急召开了好几次家庭会议,主旨为“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我们的情况也没有好到哪里去,铭基和我的衣服已经全部湿透,而毛衣还在疯狂地到处追赶麻雀,或是在分散人流的栏杆上吊单杠,钻进钻出,随时消失不见……

在经历了“小小世界”的旅程之后,我只想出去找个人暴打一顿。它很可能是我最讨厌的项目,是“too much of a good thing”的典型例子。刚刚坐进小船开始水上之旅时,Sherman兄弟的音乐阳光又欢快,令人精神一振,可是两分钟以后,你就会发现旅途是如此冗长而单调,两岸景色太满,但只是数百个同样大小和形状的木偶在不断地重复着同一首歌。“太多东西了!”铭基不断地发出哀嚎,“太多重复了!”我觉得它完全可以成为某种刑具,比如说,让恐怖分子在这个小小世界里无休止地循环下去,他们一定会不堪忍受而最终吐露核武器的位置。No justice no peace!

是啊。公主。魔法。会说话的动物。消费主义。物质过剩。长得令人绝望的队伍。可是,在进入迪士尼乐园几个小时后,我还是像其他人一样被它征服了。但我的快乐并非来自于那些童话角色和游玩项目,光是看到小朋友脸上的表情便已值回票价。毫无疑问,迪斯尼懂得如何让孩子开心,而且比其他人做得更好。是的,那是钱能买到的快乐,但那快乐也是货真价实的。

当毛衣用不可思议的眼神盯着牵起她小手的苏菲公主,在夜间巡游的绚丽光影中用小小的手指指向正在热情舞动的高飞狗,或是带着害羞的笑容一头扎进小熊维尼巨大柔软的肚子里,我都觉得被某种电流所穿透,想要哭出来,或是打碎什么东西。在那一刻,我愿意掏空口袋里所有的钱送给迪士尼。有些从未意识到的本能被打开了,你快乐所以我快乐,父母真是天底下最傻的傻瓜啊。

经过了感觉上像是好几周的等待之后,我终于带着她坐上小飞象。开动!升空!哇哦,五颜六色的小象上下飞舞!我听见后面的西方小女孩正快乐地尖叫:“我们在飞爸爸!嗨,看啊妈妈,我飞起来了!”我看看身边的毛衣,她正死死抓住安全带,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眼前的一切,像是要将它们统统输入大脑里,脸上还是她典型的那副“天哪这简直太酷了啊啊啊啊啊but wait我得保持镇定不能让别人看扁”的表情。

毛衣是个极其独立、自尊心超强、无法接受大人和小孩有区别待遇、可是能力又暂时配不上野心的小朋友。对她来说,童年仿佛是某种需要努力忍受的东西,就像旅途中路况不好的一段,等熬过了这一段就有好日子了。我相信迪士尼之行益发坚定了她的小小信念。当她第二次跟着小飞象飞上天空,当她坐在小熊维尼的蜂蜜罐里四处探险,当她戴着3D眼镜,不断伸手去抓从银幕“飞”到她面前的各种东西,我仿佛听到了她心里的声音:在这一切的那一边,有另外一种生活——更好的、更美妙的生活,就等着她长大的那一天。

 

潘多拉的盒子被打开了。迪士尼乐园是快乐的冰毒。某程度上,Walter Disney就像《绝命毒师》中的Walter White。迪士尼不是被某个醉鬼在某个拖车或浴缸里做出来的那种劣质冰毒,而是高级的、科学的、Walter White亲手制作、纯度99%的蓝色快乐冰毒。每个尝过的人都想要更多。

后患无穷啊后患无穷。两天以后我们去愉景湾的海滩玩,临走清洗完毕,毛衣坚持要自己坐在路边石凳上穿鞋,结果一个用力过猛倒栽葱跌了下来。幸亏铭基瞬间神力附体,在她的头快要撞到地面时一把将她截住。

“你知道刚才很危险吗?”我严肃地对她说,“是谁救了你?”

她用倔强的小眼神看着我。“是王子救了我。”

轰!头顶上有响雷炸开的声音。我和铭基绝望地交换一个白眼。

幸好,在爸爸的牙都快要咬碎之前,她补了一句:“爸爸是王子。”

公主王子这种东西似乎就是有种自带传染性的魔力,也许每个小女孩的心里都有那么一个为公主啊纱裙啊粉红泡泡所保留的角落。在迪士尼乐园我看见无数身着公主纱裙的小姑娘,到了商店里仍然一头扑向更多的公主纱裙,身后跟着她们的老妈,满脸无可奈何,像是马上要被录像给家人传信的人质。毛衣尚未到达那个令人恐惧的(并且完全不符合我个人审美的)阶段,但我感觉那一天也不远了——尤其是经过了这一轮的迪士尼洗礼。

从香港回来以后,“迪士尼后遗症”仍在延续。吃饭的时候,她会没头没脑地冒出一句“请戴上剧场眼镜”;从某个梦中醒来,她会带着痴汉的微笑告诉我“我看唐老鸭电影了”;忽然想起《狮子王》的表演,她会大喊着“辛巴”笑成一朵花;开车时她坐在后面咿咿呀呀地唱着自己作词作曲的不成调的歌,仔细一听——“……啊旋转木马!小飞象小飞象,记得要刷牙……”

依照常理,我应该感到自豪和喜悦,应该偷偷把她的歌声录下来,然后交给那种“我的孩子就是比你的可爱”大赛。可是,说真的,为什么我也感到了同样程度的担心和害怕呢?

尽管身为城市人,但我小时候还没有那么多的影音娱乐和数字科技,仍然可以和小伙伴们一起分享对于自然的热爱——说得具体一点,其实就是爬树,摘花,玩泥巴,用弹弓射邻居的窗户,捕捉小动物,然后不小心害死它们。我们在树枝系上绳子做吊环,然后一次又一次地摔下来,回家时要用头发小心掩盖肿起来的大包;我尝过几乎所有花的花瓣和花蜜,捣碎草叶敷在伤口上假装灵丹妙药,从未中毒简直是个奇迹;扑蝴蝶,抓知了,挖蚯蚓,捕捞水蜘蛛,用食物残渣将蚂蚁诱入瓶中……我沉迷于水在涡流中旋转的方式。我看着阳光在树下的泥土上嬉戏。在我的童年时代,那些就是我的烟花,我的光影巡游。

后来,当我长大成人踏入社会,在水泥森林里奔波,又终于辞掉工作去看看真正的世界,再一次有机会露宿野外,睡在星空之下,从树上荡秋千跳入水中,在河流里洗澡,与野羊驼为伴……感觉就像是重返童年,就像地球在我的肚子上打了一拳,就像与一个比我大得多的世界血肉相连。或许是童年的影响吧,在那缺乏信息、却可以与宇宙对话的空间里,我感到了无与伦比的快乐。

我还很庆幸,在电视节目、动画片和电子游戏全面入侵生活之前,童年的我发现了阅读的乐趣。书面文字能激发意象,唤起隐喻,让读者借由自身的想象和经验汲取文字的意义。当你阅读一本书的时候,颜色、声音和动作大多来自于你自己。与之相比,影音媒体的想象空间实在太小了。

如今,在“要不要让小朋友看电视看iPad”的辩论中,我仍是被认为守旧过时的那一方——坚持“越晚越好”。是的,我承认他们迟早会接触到那些数字科技,以后他们学校里的教学方式也几乎一定会变成交互式多媒体。但一本书不仅仅是一本书,它还是一种淬炼心智的方式,教会你如何独处,而不是轻佻地使用你的空闲时间。美国的教育专家曾经忧心忡忡地发出警告:无论动画片的水平有多高,过量的被动接受必然取代与父母和同伴的言语互动,阻碍孩子的口语能力发展。而缺乏植根于口语能力的智识,就不会有我们所理解的自我,也就不会有真正的自我意识。

我喜欢迪士尼。我在那个神奇王国里感觉不错。但它的影响力实在大大超过了我的预期。我担心如果那些动画音乐放得太响,我的孩子将无法听到生活中更为静谧的快乐,某种钱无法买到的快乐。我担心浸润在充满信息的数字化世界里,她的想象将会失去原有的肌肉张力。我担心她不再期盼着在游泳的时候看见真正的海龟,在森林里看见真正的猴子。我担心,几年以后,当我和铭基兴奋地张罗着去爬山野营、烧火烤肉时,我的女儿会露出一个敷衍的笑容说:“好吧妈妈,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去迪士尼乐园呢?”

去过海滩之后,我问毛衣:“你觉得迪士尼好玩还是海滩好玩?”

“海滩好玩。”

当下我和铭基老怀大慰。问题是,从香港回来已经快两个星期了,她提起迪士尼的频率大概是海滩的20倍吧。

 

在香港机场的摆渡车上,我正努力应付着推车上兀自说个不停的毛衣,旁边一个西方国家的中年男人忽然好奇地搭话:“她是在说话吗?她多大了?”

“两岁两个月,”我无奈地摇头,“话多到难以招架。”

那个男人露出一个古怪的、兼杂着自嘲与伤感的笑容。“我的女儿今年十五岁,”他指一指隔壁车厢,“她现在几乎不和我说一句话。”

还没等我有所反应,他又接着说下去:“有的时候,我真想把她重新固定在这种婴儿车里……”

“他们会回来的,”我脱口而出,“在某个时候……”

他似乎没有听见我的话。但我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我知道等毛衣长大,她也会沉浸在与其他人版本稍有不同的青春期愠怒里。但我知道她仍是爱我们的。我还知道她会在随之而来的十几年里,慢慢离开我们,然后再兜兜转转地回来。等她过了三十岁,我们又会变得很亲近。我真的知道。

然后我瞬间就释然了。养育孩子是一种修行,能理解到你是更大东西的一部分,而不只是单独一个个体。人生轨迹可以自我修正,审美和欲望自然也可以。追求感官享受是人的一种本性,但战胜本性是人的另一种本性。也许,当他们见识过更大的世界和真正的好东西,迪士尼便只是插曲。我知道他们终会回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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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甜甜圈(下):Just a Matter of Language /archives/1792 Sun, 11 Jun 2017 16:07:24 +0000 /?p=1792 Continue reading ]]>  

要使得电影《降临》和原著小说的故事成立,最重要的理论基础是萨丕尔-沃尔夫假说(Spair-Whorf Hypothesis),大致说来就是不同的语言决定了人们不同的思维方式。当然,这只是个假说,在科学上既不能被证明,也不能被证伪。但从我们的日常经验来看,似乎能找到很多支持它的论据。

就拿贯穿电影的时间观来说,且不提外星人对于时间的看法,即便是在我们这个小小地球上,不同的文化中也存在着不同的时间观。比如在中文里,动词没有时态的变化,对于传统的中国人,时间也的确如自然周期一般是循环往复的,更近似于哲学的概念——“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周而复始,否极泰来”……现在不过是过去的重复,而未来又是现在的翻版;以基督教为传统的西方文化则认为时间有始有终,它始自创造万物的上帝,也必然随着末日审判而终结。因此在西方人那里,时间是线性的,它一去不回头,过去、现在和未来各自为政不可混淆。他们对于时态的变化非常敏感,甚至在英语中,time 可以与buy、sell、lose、measure等词语搭配,就像是某种可以人为进行切分或组合的具有实体性的东西。

前段时间我看了一本特别有趣的书叫做《天真的人类学家》,里面讲到喀麦隆的一个山地民族多瓦悠人的时间观。他们的语言中没有月、周、日之类概念,而是以现在为基准来推算日子。如果描述过去和未来,便要用到复杂句子如“昨日的前一天的再前一天”,因此几乎无法确认事件的确切发生日。这使得身为人类学家的作者万分抓狂——和人约定时间地点碰面,对方可能会在隔一天甚至一个星期后才露面。对于多瓦悠人来说,时间不是一件可安排的事,而是属于某个弹性颇大的领域。可是也许在他们眼里,我们所谓的“现代文明”反而荒诞无比——为什么要生活在一个由时钟控制的“朝九晚五”制度之下呢?为什么要服从于一个严厉的“时间”上帝?

另一个身边的例子是“东南西北”。对于北京人来说,辨别东南西北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能力,一种不言自明的常识。然而对于像我这样只分得清“上下左右”的南方人来说,这简直近似于超能力。当然,南方人的词汇中当然也有“东南西北”,但它们并不属于我们的日常使用范围,而更像是一种书面语言。在北京问路时,每次听见大爷大妈轻松地说着什么“过了这个胡同向西拐,再往北一站地就到了”,总不免从心底生出一股深沉的绝望,伴随着想要砸碎什么东西的冲动。

我还记得小学时来了一位父母都是北方人的转学生,她在主持学校活动时会说出诸如“请北边的同学们安静一点”之类的话,令台下的我们面面相觑——北?北在哪里?

可是,当我去了北京读大学,日常交流中对于这些方位词的频繁使用迫使我不得不努力地去理解它们的含义,我渐渐开始以大学校门的方向(东门和西门)为基准感受东南西北的位置。四年之后,我终于能够(在80%的情况下)理解胡同大妈们对于方位的指示了。然而,自从我大学毕业去了英国,这项“超能力”又渐渐地消失在了另一种没有给“东南西北“留出位置的语言系统之中。

可见语言是人类思维的工具,每一种语言都隐含着一种世界观,一个族群特有的思维方式。就像每种语言中都有一些很难翻译的词语,比如中文的“关系”、“面子”、“江湖”、“上火”、“矫情”……那些翻译中最难把握的精髓,往往正是这个族群独特思维方式的反映。

日语里的wabi-sabi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它字面的意思是“侘寂”,但实际上的含义更为神秘和广博,可意会不可言传。可以理解为像接纳人生无常、生死轮回一样欣赏不完美世界中的残缺之美、短暂之美、感伤之美、非常规之美,也可指朴素、寂静、谦逊、自然。它是一种日本所独有的美学体系,也是最能代表日本文化特征的哲学。

日语中还有一些能够体现日本人性格特征的有趣词语,像是tsundoku(形容书买下后完全不读,新书堆积的状态),age-otori(形容理发后变丑的状态,我认为所有的语言都应当有这个词!),bakku-shan(背影杀手),burikko(形容那些在人前故意装娇弱、装纯情但实际可能并非如此的女孩子)……我所知道的最夸张的一个词是tsujigiri,可以翻译为“街头试刀”——为了试验刀剑锐钝,古代日本武士夜晚站在街头随机杀人的一种行为……我一直在想:究竟有多少日本人干过这事儿,以至于需要特地为它创造一个词语啊?!

我还听说,德语里有专门的词汇去形容独自待在树林中的寂寞感,对于废墟的迷恋,一张欠揍的脸,或是因为心情低落而暴饮暴食长出的肥肉;北欧国家的人们也特地创造出词语来形容大晴天在外面喝啤酒的悠闲状态,以及为了听到第一声鸟叫而在清晨早早醒来的这种(我个人难以理解的)行为;西班牙人只用一个词语就能描述脸上毛发很少的男人,吃完饭还留在饭桌上聊天的闲散时间,比“我喜欢你”多但又比“我爱你”少的感情,大自然那无法描述的美和魔力所带来的震撼;英语里有一大堆词汇来形容走路——walk,wander, stamp, stride, stagger, stumble……这在其它的西方语言中非常罕见,也许能够说明曾经的英国人是何等热衷于步行?又比如遇到生命危险呼救,中国人直接喊“救命”,英国人却只说“help”——或许正符合他们一惯的矜持心态,大有临危不惧之势……此类种种,都是不同民族思维方式的差别在语言上的反映。

 

那么,当你掌握了一门外语,是否意味着你从此拥有了另一种思维方式?电影《降临》中的答案是肯定的。就我个人而言,我也相信语言具有神秘的力量,至少,人们会根据所说语言的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个性和行为方式。捷克人有句谚语:Learn a new language and get a new soul.我爱这句话,它暗示了一种可能性——你无法拥有很多次人生,但你可以学很多种语言嘛。

长久以来,我一直都意识到自己身体里至少居住着两个人格。说母语中文时,我感性又懦弱,还有种懒散的酷劲儿。除了在相熟的朋友面前比较活泼健谈,其它大多数时候我都(并非故意地)有所保留,往往还伴随着莫名其妙的社交焦虑。我不想参加人多的聚会,害怕和陌生人交谈,每一个从我口中说出的词语都显得敷衍而不合时宜。我并不是真的讨厌人群,但如果可能的话,我只想拿着一杯酒躲在角落里观察所有的人,与背景融为一体。

在网络世界也同样如此。我甚至没有微博或豆瓣的账号,注册过facebook又纠结地注销掉。说实话,开始写这个公众号以后,我曾暗暗希望它永远不要开通“留言”的功能……

“反社会症候群。”铭基总是对我大翻白眼。

随着年纪的增长,我还多了一个心不在焉的毛病,也可以称为某种奇怪的目的性丧失。往往就在我马上要做我准备去做的事情,离实现某个计划越来越近时,突然之间,就像停电一样,我彻底失去了兴趣。这样的情况常常发生在我身上,尤其是去参加聚会之前。不论我有多么期待一个聚会,甚至享受选择穿什么衣服的过程,还是会在出发的前半个小时发现自己只想回家待着,需要凭借不可思议的意志力才能把自己推出门去。这已经不是社交恐惧的问题,更像是一种奇怪的让人停滞不前的超自然力量。

当然,为了能在现实世界中存活下去,就像“24个比利”一样,我也进化出了一些独门绝技。有时,当我需要出门“谈正事儿”,或是不得不接受采访的时候,我就会站在镜子前整顿衣冠,准备变身。

“我要派我的第二人格出场了。”我郑重地向铭基宣布。

“好吧,”他再次翻着白眼,“反正我跟她不熟。”

我的第二人格,基本上就是我说英语时表现出来的人格。她更积极,更开朗,更好奇,更自由。她很愿意表达自己的情感,也更喜欢开玩笑,思考时又很理性,骂脏话和说“我爱你”都毫无心理负担。最惊人的是,她完全没有社交焦虑,从来不打退堂鼓,在聚会上可以跟不同的人聊得不亦乐乎。尤其是在微醺之后,英文更是流利,还忽然拥有了喜剧演员的天赋。(所以有的时候,当第一人格忽然开始大飙英文,她就知道自己已经喝醉并已切换到第二人格了。)

我的中文人格害怕成为焦点,上课时恨不得坐在最后一排的角落,英语人格却会在课堂上主动举手提问,演讲时以为自己正身处议会或唐顿庄园;在伦敦找工作面试的时候,英语人格一时兴起,会在面试官面前背诵济慈的诗句,中文人格可打死也干不出这种事;面临某种冒险或挑战时,中文人格的第一反应往往是“算了吧”,英语人格却总是无知无畏地“why not?”;中文人格也关心世界,但更多地抱持着一种独善其身的态度,英语人格却觉得从贫困、毒品、核武器到恐怖主义、金融危机、全球变暖,统统都与自己相关……

这种感觉就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女人以不同的语言占据了同一个身体。不光是口头语言,书面语言也同样如此。当我笔下的文字显得格外情绪化或天马行空,通常那是中文人格的“杰作”,而每当文字变得理性、严谨、注重逻辑,甚至带有“翻译腔”,爱玩讽刺和黑色幽默……那就是英语人格占据了主场——这不只是一个比喻的说法,那样的时刻我是真的用英语在大脑里说话,再将它转译为中文……

最最夸张的是,有的时候,我的英语人格(顺便说一句,她的名字叫Jenny Fu)甚至压抑了“宿主”的某些天性——比如说,她残忍地剥夺了我吃鸡爪的乐趣。因为Jenny Fu忽然像她的英国同事们那样,对鸡爪的形态产生了恐惧的心理。第一次发生这种情况时,我觉得我一定是疯了,要么就是被魔鬼附了体。后来我和一个意大利朋友讨论过这个问题,他告诉我他也曾被“魔鬼”附体——有一天,坐在餐厅里,他的英语人格忽然点了一个加了菠萝的披萨,差点把他吓得精神崩溃。

最近我读到一篇文章,它说早在六十年代,科学家们就已经在研究语言对于个性的影响。有一群住在美国的日本女性接受了测试,她们分别用英语和日语回答了一系列问题,结果令人吃惊。无论是什么样的问题,只要用日语回答,这些女性全都给出了安全保守的答案,然而转用英语时,她们的回应简直就像一群无政府主义的卡车司机……

我亲眼见到过这种矛盾的统一。大学时我认识一个英日混血儿,英语和日语都是她的母语,她能够随时在两种人格中自由切换——说英语时她是个典型的伦敦酷妞儿,机智敏锐,光芒四射,还微微有点放浪;可是一旦和日本朋友们在一起,Kate Moss瞬间变成山口百惠。孔雀收起了羽毛,连身体都好像缩小了两个号,说起话来轻声细语、含羞带笑。有趣的是,她交往了一个韩国男友,两人在一起只能以蹩脚的中文沟通,无论是谈情(“今天,我很多很多想你”)还是争吵(“你,见面女的朋友,我,没关系。所以,我,见面男的朋友,你,也没关系。明白?”)都显得努力而笨拙,就像身体里住进了第三种人格。

我自己学习其它的语言时,也能察觉到性格有微妙的变化,尽管还没到“人格转换”那么夸张的地步。比如说粤语时感觉自己精明市侩、爱发牢骚,说日语时又变得过分谦卑和礼貌。自从学了西班牙语,很容易被它自带的一股子疯狂劲儿所影响,一开口就忍不住耸肩摊手,伴随着加大两倍的音量和懒洋洋的豪爽。

西班牙语中的性别规则最令我抓狂又着迷。和中国人不同,西班牙人认为世间万物都有着毫无道理但与生俱来的性别属性,包括没有生命的物体。桌子是女性,沙发是男性。牛奶是女性,面包是男性。大海通常是男性,但在诗歌和水手的语言中又变成女性。我常常觉得,相信一件物品有性别,肯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们看待事物的方式和对世界的认知。

说到性别,西班牙同学Alvaro曾经告诉我,他们认为每座城市都有不容混淆的性别,尽管他们自己也无法解释为什么。这激发了我们那帮朋友的灵感,从此开始乐此不疲地玩一个“将每个城市人格化”的游戏。我们达成了一些共识,比如巴黎显然是个永远在怀念自己逝去美貌的坏脾气的老祖母,柏林是个四十来岁、很男性化的那种女同性恋,波士顿是成天喝得醉醺醺、考试却从不挂科的大学男生,伦敦则毫无疑问是个帅大叔,有体面的婚姻,私底下偶尔搞搞同性恋。而纽约呢,她要么是个满脸肉毒杆菌的50岁女人,但坚定地认为自己只有35岁,要么就是个不知道自己有精神病的女疯子。

“阿姆斯特丹是个胡子拉碴的时髦老爸,喜欢骑自行车,跟儿子一起抽大麻。”荷兰同学说。

“墨西哥城是个有暴力倾向的中年男子,”来自墨西哥的同学说,“但内心脆弱得要命。”

“曼谷是身材最火辣的21岁亚洲美女——”泰国同学忽然露出诡异的笑容,“with a penis!”

(顺便说一句,在泰语中第三人称没有性别之分,“他”和“她”都可适用。甚至连“男朋友”和“女朋友”都是同一个词。也就是说,你可以很自然地询问另一个人他是否有男(女)朋友,而不用事先揣测他的性取向。我常常在想,这究竟是泰国的性别宽容在语言上的反映,还是语言造成了这种宽容?)

 

当然啦,也有可能,语言之所以影响性格,不光是因为每种语言中特有的某些东西,还与语言所承载的文化有关。就像在国内跟陌生人打招呼感觉怪怪的,但去西方国家就很自然,回国以后又觉得怪怪的。一个人往往通过自己所说语言的文化价值观来看待自己,我们总是万分在意他人的反应。

说到底,所谓身份认同,不仅在于你的自我感觉,更关乎你感觉他人如何看待你,以及这一点如何影响到你对自我的认同。所以我们在说母语时也许是个自信的专业人士,而初学另一种语言时却觉得自己像个失败的蠢蛋。

尤其是当我们身处异国他乡,不单要用另一种语言生存,还常常遭遇全新的文化冲击。拿我自己来说吧,在中国的前20年,我从未遇见过某些情况——

我从未用英文面试找工作,参加商业谈判,和同事讨论办公室八卦,向老板辞职;

我从未租过房子,申请过信用卡,或是研究语意不明的宜家家具说明书;

我没有参加过酒吧竞猜(pub quiz),穿礼服去毕业舞会,在夜店跳舞至凌晨;

我从未和种族歧视者吵架,抽大麻,参加慈善义跑,看温布尔顿网球赛,在马路上摆摊儿,看没有字幕的电影;

我也从未试过站在Oxford Circus地铁站出口等人,10分钟内听到30多种语言在身边飘过……

有太多太多的第一次在异国发生,而每个第一次都伴随着第二种语言的使用,使用之后他人的反应,以及我们又在他人的眼睛里看到了怎样的自己。

那么,也许语言其实并没有多么神奇的魔力,也许塑造我们个性的并不是那些我们知道或不知道的术语和俚语。也许就算你把整部牛津词典放进大脑里,思维方式也不会发生任何改变。而只有当你将这些词语倾注在愿意倾听和回应的人的耳朵里,这种语言才真正影响到你是谁——更确切地说,你认为自己是谁。

 

番外:

顺便聊聊我的第三种人格,尽管它与本文主题并不直接相关。

在最近的两年中,我渐渐察觉到自己体内有第三种人格形成。其原动力来自于一个最近刚度过两岁生日的小不点儿——我的女儿毛衣。

在她出生以前,我,一个社交焦虑症患者,总是小心地避开所有不熟识的人的雷达,平静地生活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可是自从她呱呱坠地,这种平静被打破了,我拥有了一个全新的身份,以及一套全新的语言系统。

一开始,我是月嫂口中的“产妇”,紧接着又变成“宝妈”或“毛衣妈妈”——不得不说,第一次听到这些称呼的时候,“虎躯一震”尚不足以形容那种介于“叫谁呢这是”和“不确定是不是在骂我”之间的奇突感受……紧接着,各种此前我只理解其字面意思的中文词语劈头盖脸向我袭来,比如“吸奶器”,比如“纸尿裤”,比如“溢乳垫”、“尿布疹”、“黄昏闹”、“猛涨期”、“口欲期”、“分离焦虑”、“睡眠训练”、“蒙特梭利”……

伴随着对这种全新语言的掌握,我仿佛闯入了原来的世界所附带的一个秘密小世界,它的边界透明开放,却像穿着隐身衣——没有小孩的人看不见它,也不得其门而入。那里有许多熟人,如今是与我惺惺相惜的战友;还有更多的陌生人,也因为能以同一种语言交流而生出亲近之心。我发觉自己开始和陌生人聊天打招呼,还可以积极参与各种话题的讨论,从吸奶器的品牌,辅食的制作一直聊到儿童敏感期和幼儿园的选择……太令人吃惊了——一个热情、友善、宽容、具有极强同理心的自我,简直近似于一个说着中文的英语人格。

毛衣三个月大的时候,我因为带娃腰酸背痛开始去做按摩。前几次都是沉默寡言的第一人格在控场,可自从得知按摩师有个只比毛衣大几个月的娃,每次按摩我们都热火朝天地聊到最后一分钟;

搬到北京以后,我迅速地认识了小区里所有同龄的孩子,知道谁不爱吃饭,谁是小霸王,谁越睡越晚,谁周末去了哪里玩……;

由于她的可爱、可笑、可恨或无理取闹,在餐厅里、飞机上、旅途中,我不得不常与周围的人互动——无论是聊天还是道歉,努力承担起作为家长的责任;

我买了一大堆第一人格绝不会买的育儿书(尽管也没怎么看),身不由己地沉迷于0-3岁儿童的绘本世界;

我的周末开始献给公园、动物园、儿童乐园,以及各种第一人格永远不会去的地方。选择假期出游目的地时也开始将“是否适合亲子游”纳入考虑范围;

最近的端午假期,我们的庆祝方式是去看白雪公主木偶戏(!)以及恐龙儿童剧(!),而在此之前我根本不知道还有这样的东西存在……

在有小孩以前,我想象中作为妈妈角色的自己,是类似于人格化的阿姆斯特丹的存在——时髦,潇洒,随性,也许还赤着脚。嘿,孩子们,叫我Jenny好了!想象中的自我对毛衣的小伙伴们说,然后给每个人斟满一杯啤酒。

贯穿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我也一直在头脑中列一张清单,上面是那些惹人讨厌的家长的老生常谈,并且发誓,等我当了家长,绝不会对孩子说这些话——别碰那个!脏!不能挑食!不要浪费食物!不能去那边!危险!赶快去洗手!把你的房间收拾干净!有什么好哭的!别哭了!……

然后,当我的第一人格一个激灵,忽然意识到第三人格在半个小时内已经第16次重复“不能只吃肉!米饭也要吃!”的时候,不免有一种古怪的感觉,仿佛自己置身于某人正在撰写的一个故事中。

尤其是在毛衣渐渐接近Terrible Two(可怕的两岁)时,她忽然受到了神启,意识到所有的真理都存在于斗争和拒绝之中。从此她开始践行真理,像游戏中那种会升级的怪兽一样挑战我们智力与体力的极限。最可怕的是,她升级的速度永远比我们的反应快一步——就在你以为她吃软不吃硬的时候,她忽然又变得吃硬不吃软;当你认定她是个性格敏感脾气倔强的小姑娘,脆弱的自尊心需要被小心呵护,没想到转眼间她又变成了一个嬉皮笑脸厚颜无耻的家伙,遇到批评虚心接受,坚决不改……

而且这种斗争预计要一直持续到二十岁。我简直能够想象到她的青春期——拒绝穿外套,偷偷喝酒,去同学家过夜,房间脏乱得像个禁区,被那种一副痨病相的匪徒型男生吸引,认为父母永远无法理解她,每天需要至少12小时的睡眠,而且这睡眠不到凌晨两点是无法开始的……

我的第三人格无法接受这种“侮辱”,但第一人格最近开始说服她:有的时候,就像你在印度旅行的经验一样——得先认输才能赢。

前段时间去北戴河度假,别人的爸妈戴着巨大的遮阳帽,悠闲地坐在沙滩上聊天喝椰子汁,一边看他们的儿子在不远处安静而愉快地玩着沙子,那画面如广告片般温馨而惬意。而我们的现实却是以一种别扭的姿势蹲坐在沙滩上,随时准备闪电般起身,阻止那个(在幻想中认为自己会游泳的)小怪兽以一种自杀式的孤勇冲进大海里……

听起来是混乱而狼狈的。可是说来也怪,那一天有好几次我都感觉到一种奇妙的、对一切都无所谓的情绪。由于这种感觉不大熟悉但也并非不愉快,我决定,如果再次体验到,我将视其为满足。

我猜想,这是那个阿姆斯特丹式的第一人格反过来施予第三人格的魔法吧。

以前有人问过我,生孩子是不是为了让人生更完整。我说二者之间没有一毛钱关系,有孩子的人也无法体会没有孩子的人生嘛。可是!在这段人生旅途中我的确得出了一个结论:生孩子不一定会使人生完整,但绝对有助于人格的完善——拿我自己来说,第三人格将第一人格推出了舒适区,令她不至于真的成为一个反社会的自私鬼;第一人格又反过来用她那股散漫的酷劲儿中和了第三人格的“妈妈式焦虑”,认为家长也绝对有犯某些错并且得到原谅的权利……在充满了责任和义务的牛马生涯里,这可真是令人欣慰的发现啊。

那么问题来了——

你要不要也生个小孩来完善一下人格呢?

(此处请脑补我阴险的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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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有点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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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甜甜圈(上):Just a Matter of Time /archives/1786 Wed, 31 May 2017 11:55:40 +0000 /?p=1786

第一遍看《降临》时,我不是很确定自己喜欢这部电影。我的意思是,我喜欢它的美术、音乐,还有那种如梦似幻、禅意绵绵的氛围;我也欣赏它那科幻外壳之下的人类关怀,关于爱、失去、语言、时间和自由意志。然而其中似乎总有遗失的一环:女主角Louise究竟是仅仅通过学习外星人的语言就掌握了预知未来的能力,还是外星人以某种方式对她施了“魔法”?电影似乎想让我们相信是前者,但我就是没法被它说服。

然后我马上买了Ted Chiang的原著小说“Story of Your Life”(《你一生的故事》)。并没有抱着太高的期望,但几乎立刻就被作者高超的叙事能力和精巧的故事结构震撼了,阅读快感无与伦比。尤其是看到费尔马定律的时候,我的心脏仿佛被一颗子弹射穿——第一次听说费尔马定律时(也许是在中学物理课学习光的折射现象时?),我就和小说中的女主角一样,隐隐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大对劲:

一束光穿过空气进入水中发生折射,是因为水的折射率与空气不同,令光走的方向发生了改变。可为什么光不走距离最短的直线,而是来个转折呢?OK,费尔马定律告诉我们,如果要穿越两点之间的距离,光走的路径永远是一条最优路线——不是距离最短,而是耗时最少的一条。也就是说,这束光似乎有种神秘的预知能力,在出发之初便已知道一切,比如知道自己的目的地,知道这条路上有什么……它似乎早早检查过所有可能采取的路径,计算出了每条路径将花费的时间,从而保证自己最终选定的路径是耗时最少的一条。

我的脑子里繁星跃动。“所以这束光是上帝吗?”还记得当时的我充满困惑地和同学小声嘀咕。某种我似乎早该知道或理解的东西蛰伏在我的脑海,不断困扰着我,但就是没法将它恰当地组织成语言。

而作者Ted Chiang却将他对费尔马定理(乃至物理学中所有变分原理)的迷恋与思考写成了一篇小说。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也终于明白了自己当年的困惑:我们习惯于从因果关系的角度去考虑物理学的所有公理,比如光的折射——因为空气与水的折射率不同,所以光改变了路径;然而费尔马定理却以目的为导向——光之所以改变路径,是为了最大限度减少它抵达目的地所耗费的时间。这是两种全然不同的解释,就像两种全然不同的世界观。

这才仅仅是个开始。Ted Chiang更进一步从变分原理衍生出外星人的思维方式,还把语言学也扯了进来,讲述了一个“第一类接触”的故事。和电影不同,小说里没有军方啊暴乱啊战争威胁啊那些好莱坞式“拯救世界”的情节,而是通过沉静内省的文字和巧妙的情节穿插将女主角“学会外星人(七肢桶)的语言作为思维工具从而获得了预知未来的能力”这一过程描述得极为细腻而可信,至少比电影中那神迹般的顿悟要可信得多。

语言是思维的载体。七肢桶那种奇特的书写语言(像一大团黑黑的蛛网,没有排列顺序,写下第一笔之前便已知道整个句子该如何布局,比如最初的一笔也参与了这个句子的好几个从句)说明了它们与人类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人类的思维方式是线性的,依照先后顺序来感知事件,将各个事件之间的关系理解为因与果;七肢桶则是同步并举的意识模式,它们同时感知所有事件,并按所有事件均有目的的方式来理解它们,有最小目的,也有最大目的。

因此我们以不同的方式体验时间。理论上,宇宙形如一个甜甜圈,如果我们有一个足够强大的“望远镜”,就能看见自己的命运。但人类是线性的存在,只能看到时间的箭头指向一个方向。七肢桶们则在时间的漩涡里漂浮,过去和未来尽收眼底。前因与后果不再是两个独立的个体,而是彼此交织,相互影响,不可分割。所以它们不考虑因果,只在乎目的。将要发生的必然发生,就像全知的神。

 

没有因果意味着没有逻辑,预知未来则意味着自由意志失去意义。而逻辑和自由意志本是人类的理性与灵魂之光,若这光芒熄灭,人类就崩溃了,尤其是当我们知道自己正不可避免地走向一个痛苦的结局。在小说和电影中,女主角Louise在掌握了外星人的语言和思维方式后,也看见了自己悲剧性的未来,抑或是记忆——她将会生下一个女儿,她也将会眼睁睁看着女儿在青春年华死去。

更确切地说,崩溃的是围观群众。因为Louise的世界观已跳出了人类的范畴,她遵照预言行事,仍然选择生下女儿。但在无数影评和讨论区中,人们无法接受一个有着自由意志的人类要按照规定的剧本演出自己的命运,他们纷纷发出不可置信的哀嚎——“她是有自由意志的啊,为什么不能做出另一个选择而改变未来呢?”

如果用费尔马定理的内涵来解释:当你能看到结果的时候,意味着你所有的选择都已是通向那个结果的最优解。也就是说,假如你不能接受这个结果,那你从一开始就无法预见未来。在小说中,女主角说:“从一开始我就知道结局,我选定了自己要走的路,也就是未来的必经之路。我循着而行,满怀喜悦,也许是满怀痛苦。我的未来,它究竟是最小化,还是最大化?”我们不知道“最小化”和“最大化”的究竟是什么,只知道就像一束光选定它的路径一样,一切都服从于某个目的——也许是宇宙神秘的目的。

而如果站在一个母亲的角度,这一切就更好理解了。Louise能够同时看见过去、现在和未来,早在她于现实中生下女儿之前,脑海里便已充满了关于女儿的记忆,成为她生命中难以割舍的爱与痛。正因为Louise知道失去女儿是什么样的感觉,她才更会选择将她带到这个世界上。这是每一个母亲都会作出的选择。

(再者,站在我个人的角度,当女儿的画面在脑海中历历如新,你根本不会考虑是否要生下她这样的问题。她已然存在,你有什么权利去改变或干涉另一独立个体的生命?)

在我看来,小说和电影所表现出来的世界观既不是决定论,也不是自由意志论,而更接近于将二者结合起来的相容论(compatibilism)。当Louise选择生下她那将在25岁死去的女儿,这既是命中注定,同时也是她基于自由意志的选择。如果她不是会做出这种选择的人,那就根本不会是属于她的未来。与此同时,“做出选择”这一行为也令既定的未来成为事实,令事件有了先后顺序。(假如她真的真的就是不做出那个选择呢?也许一切瞬间归于虚无……)

 

这正是这个故事的魅力所在。不是探讨时间旅行的可能性,也不是关于基因编辑、堕胎或是时间分叉与平行宇宙。它讲的是如何理解和接受我们生命中的选择,以及珍惜当下的每分每秒。

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并不会减少你今天要做出的选择的意义。正相反,你会知道你所做出的每一个选择都将积极地塑造未来。正如爱默生所说:人生关乎旅程,而不是目的地。

关键在于态度。我一直相信,假如人类真有任何形式的自由意志,那么我们最有可能控制的就是我们看待事物的态度。预见自己生命中的悲剧,然后选择让它发生,用带着泪水的微笑和忍耐拥抱它,这不是命运的残酷,而正是强大自由意志的实践。Louise永远不会改变构成她人生的事件之链,但她可以选择看到每件事最光明的一面。比如,她可以珍惜她与Ian之间的爱情,尽管他们的婚姻注定无法持久。她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去珍惜女儿短暂生命中的每一天。

电影中有个不起眼的情节:Louise深情地凝视着女儿,告诉她她是如何的不可阻挡(unstoppable)——因为她的诗歌、她的绘画、她的游泳奖杯以及其它种种美妙的事物。在那个时刻,Louise实际上是在谈论她所看到的乌云上的金边——女儿对世界的贡献和对周围人的影响,以及另一种选择的后果——如果她选择不生下女儿,这个世界会不会变得更贫乏了一点点?我相信她认为自己需要确保这贡献和影响确然发生。

其实,从哲学的角度来看这个故事,Louise所遭遇的难题只不过是我们人类生活的戏剧化版本。如果大多数恋爱关系都注定失败,那人们为什么还要约会呢?我们都知道自己和自己深爱的人注定要经历疾病、衰老、死亡的痛苦,为什么还要满怀期待地活下去呢?如果相信轮回转世,你还得重复一次又一次的生老病死(最糟糕的是还要高考……),为什么你还没有绝望崩溃呢?

仅仅因为生命中包含痛苦就拒绝生命本身,就像因为骨头和刺而拒绝吃鱼。当你将心碎和痛苦拒之门外时,你也失去了交织其中的爱与珍惜、喜悦和乐趣、经验与智慧。

在这个意义上,Louise面对的问题便从“生下女儿是否正确的选择”变成了“你会不会好好珍惜陪伴她的短暂时光”。这就是为什么此处应有掌声送给我们的女主角——因为她选择做个乐观主义者,因为她满怀悲伤和喜悦向死而生。

当然啦,我觉得我们还可以从书中推测:由于Louise的过去和未来轰轰然同时并至,她的记忆永远不会消失或褪色。她拥有着最最客观的记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每一个片段都能够“原汁原味”地触手可及。如此,她可以随时随地重新经历她最最快乐的日子,不管有多少线性的时间悄然流逝。

回到电影中那个问题:如果能够预见自己的未来,你会试图改变它吗?

我和Ted Chiang或许有相同的看法:活在当下,珍惜所有,就像答案永远都会是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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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说再见 /archives/1775 Sun, 09 Apr 2017 13:56:55 +0000 /?p=1775 Continue reading ]]> 729212190

有的时候,不是你去寻找一本书,而是那本书自己找到了你。年前我在香港机场匆匆买下一本英文书,是因为我在仓促之间将它错认成另一本早就想看的书。然后我迫不及待地在飞机上翻开它,跳过序言开始读正文,很快便发现自己被拽入一位36岁的神经外科医生保罗的不幸人生——作为一位热爱文学和户外运动的非吸烟者,保罗是斯坦福大学医学院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然而持续的体重下降和背部疼痛令他不得不去看医生。保罗甚至在肺癌确诊之前就已猜到了即将发生的事情。在那宿命般的一刻,他写道:“我想象中的未来,就要实现的未来,那么多年奋斗即将迎来的人生巅峰,全都分崩离析了。”

我合上书本,深呼吸一下。此刻我已意识到自己买错了书,但也已经无法从保罗的世界里抽身离去。会有奇迹发生吗?我翻回到有作者简介的那一页——没有奇迹,癌症最终夺去了他的生命。重新翻开书,它变得更沉重了。

某程度上,阅读逝者的回忆录像是一种自虐,尤其是当你喜欢作者。因为我们从一开始便已知道了结果,知道那样精彩的人生和深沉的思想即将归于虚无。有一天,我正坐在曼谷Paragon商场地下一层的美食广场,一边吃饭一边读这本书,一位高大的西方男生端着托盘径直朝我走来。“好书,对不对?”牛肉汤粉在他的托盘里直冒热气。我们简短地聊了一会,他告诉我他和保罗一样来自旧金山,即将成为一名住院医生。他说他之所以选择肿瘤科,而不是更清闲、压力更小的其它专业比如放射科或皮肤科,正是由于受到了保罗和他这本书的巨大影响。这番对话颇令我震动——归于虚无的只是肉体,保罗死后仍能通过文字对他人的生命产生深远影响,无异于一种虽死犹生的奇迹。

“但我有个问题,”肿瘤科医生盯着我盘子里的海南鸡饭,“吃饭的时候看这种书……你吃得下么?”

事实上,尽管我有无可救药的好胃口,读这本书的过程中也不得不常常停下来休息,只为了努力把眼泪憋回去。保罗的遭遇当然是悲剧——一个四十岁前死于癌症的医生怎么可能不令人心碎?然而,如果只将这本书如此归类是对作者的侮辱,因为保罗本人并不是一个悲剧。这本书不是一本自怜自伤的回忆录,我也不是因为作者死了才拔高它的价值。正相反,它是一个强大的与死共生的故事,自带一种与时间赛跑、有重要的话要说的紧迫感——不是用死亡煽情,也不是“活在当下”那种老生常谈,而是告诉大家这一路上究竟会面对些什么。当然,他也不只是描述这一路上的状况,更是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在其中跋山涉水。

 

保罗的文字优美而深刻,当中有种诚恳和正直令人惊羡,那是一种诗人与科学家共通的气质。医生常有好文采,许多文学大家都曾是医生——从国外的契诃夫、毛姆、济慈、柯南道尔、布尔加柯夫、渡边淳一,到国内的鲁迅、余华、冯唐、毕淑敏……或许是因为他们比常人更高频率地见证和思考痛苦与生死吧,而这些同样也是文学的永恒主题。

然而,除了契诃夫和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等少数几位从未放弃医生职业的作家之外,历来弃医从文者众,弃文从医者却寥寥无几——恕我直言,我总觉得后者需要更多的付出和更大的勇气,而保罗正是其中之一。他有斯坦福的英语文学和人体生物学双料学位,硕士继续攻读英语文学。他一直想知道:生理、道德、文学与哲学,究竟在什么地方相融交会?然而文学研究令他渐感沮丧,因为他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文学研究关注的很多东西都太政治化,而且反科学。他开始觉得,要对生与死的问题有实质性的道德意见,关键在于对其有直接体验。而惠特曼的话给了他鼓励——“只有医师才能真正理解‘生理与精神并存的人’”。只有从医,他才能追寻严肃的生理哲学。而从道德的角度来讲,比起行动,思考实在微不足道。

手术刀在召唤。保罗放下书本,弃文从医。很快他就开始在耶鲁医学院解剖尸体了。那是另外一个世界——比如,练习解剖的时候,一名外科医生过来聊天,手肘就撑在尸体的脸上。很快他又回到斯坦福,做起了神经外科的住院医生,表现出色,获奖无数,即将抵达闪闪发光的职业生涯的巅峰,眼前是一片应许之地——在癌症到来之前。

有外科医师资格的毛姆曾在《月亮与六便士》中提到一位外科医生阿伯拉罕,他放弃了本可借医术飞黄腾达的机会,在亚历山大港做了不名一文的小检疫员。同行评论说他“糟蹋了自己”,而毛姆则借主人公之口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这一切都取决于一个人如何看待生活的意义,取决于他认为对社会应尽什么义务,对自己有什么要求。”

保罗的大半生都在思考这个问题。我确信不同的人可以从他的书里带走不同的东西,而除了他对文学的热爱让我感到亲切之外,保罗最令我震动的就是他对人生意义的求索——纯粹理想主义的求索,勇往直前锲而不舍的求索,贯穿灵魂与整个人生的求索。

在他从事文学研究的“前半生”,保罗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联性是人生意义的基石,而语言就像是一种超自然的力量,让人与人之间能够沟通共享。可是,这个过程存在于大脑和身体里,也受生理原因的驱使,可能被打破,可能会失败。于是他拿起手术刀,去寻觅另一种方式的崇高以及文学中找不到的答案。他渐渐意识到,那些集合了生命、死亡与意义的问题,那些所有人在某个时刻都必须要面对的问题,通常都发生在医院里。当一个人真正遇到这些问题,这就变成了实践,有着哲学和生物学上的双重意义。

在实践中,保罗发现医生的职责不止于治病救人,还包括去了解病人的生命因什么而有意义,而值得一活,并好好计划,可能的话,要尽可能保留这些东西——如果不行的话,就让病人去得安详体面。尤其是作为神经外科医生,常要在保命和保住个性之间备受煎熬。比如说,你愿意用失去说话的能力,来交换多几个月的生命吗(也许你要替自己的母亲做这个决定)?你愿意冒着丧失视力的危险,来排除致命脑出血的哪怕一点点可能吗?你到底要让孩子的神经承受多少痛苦,才会更愿意选择死亡呢?

所以尽管工作强度巨大(每周工作100小时),还要付出和病人共度痛苦的感情代价,然而其回报也同样巨大:他没有哪一天哪一秒质疑过自己为什么选择这份工作,或者问自己到底值不值得。“那是一种召唤,保卫生命的召唤,”保罗怀着明显的自豪写道,“不仅仅是保卫生命,也是保卫别人的个性,甚至说保卫灵魂也不为过。”可以说,在保卫他人人生意义的过程中,保罗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意义。

可是忽然之间,他的世界天翻地覆。在工作中打过无数次交道的死神,如今亲自来做私人拜访。保罗几乎认不出眼前这位老朋友和老对头,人类的行动在超人类的力量面前显得苍白无力。现在他穿着熟悉的浅蓝色病号服,而不是医生的手术服。他开始拥有了两个角度的世界观,分别用医生和病人的身份去看待死亡,这令他有种撕裂的感觉。癌症的诊断不仅偷走了他的未来,也偷走了他的身份认同。他自问:我将会是谁?我还剩多久?

关键在于时间。在看这本书以前,我从未意识到死亡其实是一连串毁灭的过程。从前死亡很快,几乎来不及思考。如今医学昌明,死亡被延迟了,越来越多的人与绝症共存。尽管我们现在有卡普兰-迈耶生存曲线来预测存活率和存活时间,但当自己成为数据中的一员时,仍会心存侥幸,希望自己能奇迹般地超越平均值活下来。

和他过去的病人一样,在步步逼近的死神面前,保罗也需要努力思考自己到底看重些什么。是重建旧生活,还是去寻找新生活?他早就给自己做了四十年的职业规划——头二十年是外科医生兼研究人员,后面二十年去写东西。但现在的他迷失在自己的死亡之旅中,茫然无措,进退两难。如果能确切地知道自己还剩多少时间,那就比较容易决定。比如说,如果还剩三个月,那就全部用来陪伴家人;还剩一年,那他就去写一本书;还有十年,那就回去救死扶伤。

在难熬的治疗期间,保罗重新求助于文学,而文学也的确让他重获新生。在那豁然开朗的一刻,他的心中浮现塞缪尔·贝克特的话。他把这句话重复了一遍又一遍——

“我无法前行。我仍将前行。”

病情初步稳定后,他作出决定,要逼迫自己回归手术室。为什么?“因为我做得到。因为那就是我。因为我必须学会以不同的方式活着。”他写道,“我会把死神看作一个威风凛凛、不时造访的贵客,但心里要清楚,即使我是个将死之人,我仍然还活着,直到真正死去的那一刻。”

当然,还有神圣使命的召唤。“道德义务是有重量的,有重量的东西就有引力,所以道德责任的引力又将我拉回手术室。”

苦难是炼金之火。所谓的英雄永远不是“被选中”的那个人,而是作出选择的那一个。我怀着难以置信的心情,看着保罗重新拿起外科钻,用止痛片、止吐药和抗炎药来支撑自己,从一开始只做手术渐渐回复到全职,每天工作16个小时……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不禁想起太宰治的那句话——

“我紧紧拥抱我的敌人,怀着扼杀对方的私心。”

七个月后,癌症复发。完成这本书于是成为了他生活的目的。他在几个月后死去。

 

当老人面临死亡,他们害怕失去他们已经拥有的东西。当年轻人面临死亡,他们为自己尚未来得及拥有的东西而叹息。哪个更糟?

有时,当年轻的夫妻中有人罹患绝症,我们会听见亲朋好友私底下的议论——“还好没有孩子,要不然一个人抚养孩子太艰难了……”这话不无道理,但若是将自身代入那样的情境,我又觉得如果两人相爱至深,对方离开人世后,孩子将会是生者最大的安慰。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极少看到像保罗和他的妻子露西所作出的选择——当自己的生命正在消逝时,他们反而决定去培养一个新生命。而由于保罗在吃药,他们只能选择做试管婴儿。

这真是个勇气非凡的决定。他们俩都渴望为人父母,但两个人都极力为对方着想,认为这个决定应该由对方来做。露西问保罗,到时向自己的孩子告别,会不会死得更痛苦?但保罗反问:“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不是更好吗?”他说,他和露西都觉得,生活绝不是要一味地躲避痛苦。甚至,早在中学时代如饥似渴的阅读中,《美丽新世界》一书就已奠定他初期的道德哲学,还成为他申请大学时论述文的主题,他在文中提出,快乐幸福并非生命的意义。

这番话给我的震撼无以言表,简直像是一颗子弹呼啸着钻进我心中最为幽深的地方。多年前我看何兆武先生的《上学记》,他也说幸福是不断的拷问和扬弃,是通过痛苦的欢欣,而不是简单的信仰。而保罗谈到达尔文和尼采有一个一致的观点——生物体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奋斗求生。“多年来与死亡并肩而行的经历,让我更深刻地懂得,最轻易的死亡有时并非最好的结局。”保罗说,“我们决定要孩子。我们要继续活着,而不是等死。”

他躺在露西产房里的一张简易床上,盖着毯子和保暖袋迎接了自己的新生女儿卡迪,并深深地爱着她。他希冀自己能活到她记事,能给她留下点回忆,但最终还是在她八个月大的时候去世。“语言文字的寿命是我无法企及的,所以我想过给她写一些信。但是信里又能说些什么呢?……也许,我只有一件事想告诉她……”保罗深情地写道,“你曾经让一个将死之人的余生充满了欢乐。在你到来之前的岁月,我对这种欢乐一无所知。我不奢求这样的欢乐永无止境,只觉得平和喜乐,心满意足。此时此刻的当下,这是我生命中最重大的事。”

仅仅是在两年前,在我还没有成为一个母亲之前,我都无法像现在这样深刻地理解保罗的感受,理解一个孩子所能带来的慰藉。无论是天才还是庸人,健康或是疾病,这一生总逃不掉某些时刻,不得不与生命的虚无感对抗,想要创造点什么,留下点什么。我常常怀疑,或许人类生活的唯一目的便是留下痕迹吧?艺术家可以留下自己的作品,而普通人至少可以创造一个自己的孩子——这话听起来是不是太“世俗”,太“不酷”了?但人类的本能就是这么不酷的一件事。

从前我总觉得,什么生物钟啦,生命的延续啦,统统都是民间传说。可是为人父母之后,在许多不经意的时刻,我都会不由自主地震慑于小小人儿身上那股新鲜而野蛮的生命力。在“初老”迹象此起彼伏、青春一去不返的哀叹声中,一个崭新生命的存在令这残酷的事实变得可以接受,有时甚至让你觉得隐隐窥见了真理的面目。生命世代相传,犹如赛跑者交接火炬。此生的“我”是有限的,未来的“我们”却有无限可能。我想,这也正是令保罗能够以平和心态走完余生的精神寄托。他一生都在追寻和拷问生命的意义,而在邻近人生的终点时,他找到了另一层面的生命意义。

幸好,或许生命本身真的并无意义,才容得下人们各自赋予其意义。存在主义者们是幸福的。

 

直到如今我仍能记起童年第一次理解死亡含义时的那种震颤。那是一个夏日,我正蹲在地上玩着泥土,太阳从树叶之间投下圆形的光斑,知了在头顶声嘶力竭地叫。然后,电光石火间,就像一片叶子从树上掉落,我在瞬间苏醒,真理扑面而来,我看见了死亡的真实与宏伟。

不过,在此后的漫长岁月中,尽管在知性层面上益发明白世事无常,人终有一死,我在内心深处却总觉得自己就是永恒的,愚昧又坚定的永恒。别人死了,我会不朽。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常被那些将死之人的文字所吸引——与其说我是惧怕死亡,不如说我更惧怕对于死亡的毫无准备。我希望那些亲历者能帮助我建立起这样的准备,我相信他们能告诉我一些我尚未知晓的真理。

然而当代的死亡标志只是bucket list(遗愿清单)——大快朵颐,游山玩水,尽情享受最后的世俗快乐。去年我读了《余生第一年》,讲的是一个得了ALS(渐冻症)的女记者,选择在生命的尽头与自己最爱的七个人分别作一次旅行。看书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也几乎一定是我面对死亡的方式。作者的字里行间都满溢着爱与珍惜,令人动容,可是合上书本,我却觉得若有所失,仿佛仍在渴求着爱与珍惜之外的某些东西。

直到看到保罗的书,我才知道自己渴求的究竟是什么。或许就是保罗身上那股超乎常识的罕见能量吧,那种精神上的辽阔与高远。如果说《余生第一年》是宁静的湖水,那么保罗就是火与硫磺——不只是坦然地接受死亡,也没有“战胜”癌症的虚妄信念,而是忠于自己所追寻的意义与价值,将上天所给予的生命发挥到极致,并将自己在黑暗中觅到的微光与世界分享。保罗的“活在当下”是度过目标明确、意义深远的每一天,而不只是简单的世俗愉悦。法国大作家蒙田有句颇为惊世骇俗的话——“死后方可定论幸福”,我是看完保罗这本书才理解了其中真意。是的,我们一生的行为都要受生命最后一刻的审判。

死亡是人类灵魂的试金石。教会别人理解死亡的人,同时也能教会人生活。我怀着惊叹与敬慕的心情阅读这本书,就像在自身之外寻找奇迹,而翻过最后一页时,才意识到我们本来便已是身负奇迹而行。

我在网上找到保罗的照片。和想象中一样,他有着尚未来得及刮的络腮胡,以及印裔的棕色皮肤。眼里发出的熠熠光芒,通常意味着受苦或智慧,抑或两者兼具。谢谢你,保罗。再见,保罗。你死后,万物将与你同行。

 

艾略特说过:四月是最残忍的季节。

 

===============坡峰岭花开未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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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蜜的笨拙 之四 /archives/1764 Thu, 02 Mar 2017 00:11:29 +0000 /?p=1764 “还是对号入座的感觉好啊。”一行五人终于在火车的“游客车厢”安顿下来后,我欣慰地对铭基说,“带着老人和小孩,实在没法想象到处去抢座位……”

斯里兰卡被诸多旅游杂志誉为“拥有世界最美火车线的国家”。自从没坐成“绿野仙踪”般的高山茶园火车,我一直对斯里兰卡的另一条经典线路——海上火车心心念念。一等座早就卖光了,二等三等又怕人多抢不到座位,幸好铭基不知怎么订到了一节所谓“游客车厢”的位置——对号入座,还有空调!

铭基却忽然露出心虚的表情。“我看过一个英国人的博客,就是我跟你说过的那个火车狂人……他说其实游客车厢一点也不好,比三等座还热,车窗都打不开,空调还不如外面的凉风给力呢……”他瞄一眼愕然的我,幽幽地补上一句,“而且……右边的位置才能看见好风景,但我错买成左边的了……”

火车狂人说的没错。车厢里每个人都在冒汗,每个人都找出了各种东西扇风。小毛衣在我腿上坐立不安,两个人贴在一起更觉得燥热难当。我仔细研究了一下这节位于火车最尾端的车厢,发现它是额外加挂上去的。壁板上凿出了一个大洞,硬塞进了一台老式的窗式空调,此刻它正竭尽全力地吐出几乎让人感觉不到的凉风。弥散在车厢中的热气给每个风尘仆仆的旅人都抹上了几许受苦受难的虔诚神色。

这是我坐过最慢的火车。斯里兰卡的铁路是英国殖民时代修建的,最初主要是为了运送茶叶。而当英国人离开之后,斯里兰卡政府几乎没有再铺设新铁轨,车速自然也快不起来。这也是我坐过最“吵”的火车——木质的车厢在不平的路基上颠簸晃动,就像暴风雨中的老旧木船,无时无刻不在吱吱扭扭地响。三不五时,它还会忽然发出轰然巨响,伴随着好像撞到了什么东西似的重重一震——“一定是撞到东西了!”我爸惊恐地说。但如此反复几次,他也开始见怪不怪,在哐啷啷的震动中淡定地看起iPad上的电影来。

热到快要崩溃的时候,我抱着毛衣去了车厢连接处的“凉台”。斯里兰卡的火车在行驶时,车厢门并不关闭,两节车厢的走廊在这里彼此连通,很是风凉。和以往一样,毛衣每到一个新环境都迫不及待地想要下地探索,可是她的双脚刚触到地面,立刻被那巨响和震动吓了一跳,一头扎进我怀里,再也不敢轻举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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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是个自成一格的小世界,永远自带怀旧感和浪漫气息。它也许是拥有最多粉丝的交通工具,每个人都把自己执迷的细节塞进这个小世界里。比如,在斯里兰卡,游客们最为痴迷的是“挂火车”——在哐当作响的火车上,一只手抓着门把,身子探出车厢外,任炎热的干风吹拂,心中满是不顾一切的狂野和自由。这当然算是危险行为,可每个人都知道,危险总是伴随着强烈的快感。

还有人告诉过我,他热爱火车,是因为你无法把火车据为己有。富豪可以买到私人用的飞机、轮船,但不大可能买到火车,这种交通工具生来就背负着要与他人一同搭乘的宿命。我想起自己以往的火车经历,常有与陌生人的交集可供回味。因为大家有缘同行一段路,火车上的谈话很容易形成一种坦诚的气氛。如果只有我和铭基二人,我想,我们此刻应该正身处二等或三等车厢吧,而当地人的热情友善肯定会让我们对这片土地有更深刻的认知。想起搭乘火车游历印度的那些日子,想起对面铺位印度大叔的睡相,想起他们说起话来摇头晃脑的一本正经,想起飘散在车厢里的咖喱、薄饼和奶茶香气……历历在目又恍如隔世,心中泛起一丝不无愉悦的怅惘。

然而在这一刻,最令我享受的是孤独。火车所独有的那种人群之中的孤独。人生而孤独,但我们常常在日常琐碎中忘记了这件事。而呼啸前行的火车既像是我们那庸碌无聊的人生的象征,又将我们置于一个奇妙而陌生的空间,令我们得以短暂地抽离出来,放空,沉淀,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火车勾引出孤独,而孤独又增强了人的感知。那不是寂寞,而是全然的自由。

猎猎凉风抚平了焦躁的心,毛衣在我怀里安静地玩着小风扇。当妈以后我练就了一项新本领,能够随时随地抓住任何短暂的瞬间让自己放空,简直像是某种内功……而这一次,我发觉自己已经很久没有感受过那样漫长而令人陶醉的孤独了。车窗外闪过的是不停变换的南亚风景,而内心在回忆的私密世界里漫游,坐火车是游目骋怀的双重旅行,时间不可能比现在过得更慢了。

只有一个问题——她太重了。手臂的酸痛打断了我那美好的孤独感。我正靠在壁板上借力,忽然一个剧烈的颠簸,我下意识地使劲抓住身边的一条把手。

“别动那个!”一旁忽然传来铭基的惊呼,“那是空调管子!”

原来我差一点把那空调管子扯了下来……我羞愧地偷瞄一眼正站在车门边的列车乘务员,他向我投来一个“没事儿”的微笑——以我的理解,反正那空调已然形同虚设……

在这列火车上,没有什么开支是没被削减的。除了没有食物和饮料,他们还在座位、空调、窗帘和门帘上省了钱。可以想象,安全措施也被判定为毫无必要。令人感动的是,他们却并没有在乘务员的长相上省钱。我们的乘务员有着电影明星般的侧脸,头发和胡茬修剪得一丝不苟,而且深谙时髦之道——修身的白衬衫,西裤窄到不能更窄,裤脚完美地稍微遮盖到鞋面。即便是当我沉浸在自己的孤独中时,也不忘常常向他投去一瞥,窗外的风景与他的美色交相辉映,我想你不难理解为何我说那孤独感是如此的令人陶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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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显然,美色无法为我一人独享,帅哥永远是公共福利。一位中国姑娘很快也来到了车厢连接处“挂火车”,但我觉得她的真实目的是和帅哥搭讪……乘务员人很nice,他们很快便聊得热火朝天。姑娘问起接下来的海上美景,乘务员拿出自己的手机给她看里面的照片。一张又一张的海水、落日、海滩、椰林,构图如此清新文艺,连铭基都忍不住凑到我耳边说:“这是个文艺男青年啊!”

接着,毫无悬念地,他们开始自拍合影。文艺男乘务员体贴又耐心,不断地转换各种角度,持之以恒地微笑,并永远保证自己的脸在前面。然后,一位意大利姑娘和另一位中国姑娘也先后赶到,之前的那位只好悻然离开。后来的这位中国姑娘十分生猛,她拿出自拍杆不停地与帅哥合影,毫不顾忌车厢外面的状况。前方忽然伸出一根巨大的树杈,要不是乘务员眼疾手快,她的手机肯定早已葬身车底……

伴随着那漫长的自拍,火车已经来到了最为精华的路段。此前大多是沿海小镇的风景,树木房屋电线杆,优美而平淡,人们坐在屋外聊天,到处弥漫着慵懒的气氛。然而转瞬之间,猝不及防地,火车仿佛直接开进了印度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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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中有海水的咸味,海浪就在车窗外翻腾,这可真是不折不扣的“海上火车”!我抓住车门把手,向外探出身体,发现铁轨离海岸是如此之近,以至于飞溅的浪花似乎都能落在车窗上。那恐怕是我自打坐火车来见到过的最酷的风景——火车在海岸线上沿着狭长的陆地飞驰,车身一侧是金色的沙滩和夕阳下黑色剪影般的人们,佛塔和寺庙偶而浮现其间。云朵在天空中疾行,木槿花在枝头盛放,棕榈树弯着腰,羽扇般的叶片上金光闪闪。晚霞令天空遍染茜色,海风拍打着窗户,卷起沙子和浪花,挟带着汽笛的呼啸。火车咯吱咯吱地响,乘客们坐在灿烂的落日余晖中,被眼前的景色震撼得哑口无言。这哪里是火车啊,分明是宫崎骏的童话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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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据说这就是电影《千与千寻》中“海上火车”的原型。那是整部电影里我最喜欢的一段——水天一色的奇异世界,行驶在茫茫大海上的红色小火车,千寻和无脸男安静地坐在车厢里,窗外的天空、浮云已与无尽的海面融为一体。半透明的乘客们沉默着上车又下车,月台上站着迷茫的女孩,车厢的地板上晃动着拉环的影子,千寻的脸映在车窗上,好像正在沉思着什么……那一段与其它剧情似乎并无太大关联,而更像是有意在喧闹嘈杂后将观众带入一个安静旷远的世界,感受唯美又略带感伤的氛围,就像在自己的梦境中穿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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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色渐渐暗了,车厢里只剩下千寻和无脸男,而海上火车兀自安静地向前行驶,仿佛要去往世界的尽头。那画面让我强烈地联想起人生之旅。往来尽是过客,列车满载孤独,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旅途……

这一切都与此刻的现实完美地重合。我在真实的世界里重演宫崎骏的童话——乘坐红色火车,看着浮云落日,穿越沧海桑田,感受凝固的时间。我看见乘务员又拿出手机来拍照。现在我完全能够理解。是的,当然,就算是每天面对着这样的景色,你也还是会想要留住那无与伦比的美。

然而与童话不同的是,在真实的世界里,无与伦比的美也蕴藏着无与伦比的凶险。就在登上这列火车之前,我们在附近的小镇参观了一个海啸摄像博物馆,它通过照片和资料讲述了2004年那可怕的一天:印度洋大海啸夺去了4万斯里兰卡人的生命,78万人沦为难民。作为当天诸多惨案中的一桩,海啸还冲走了一列“海上火车”——正是我们此行所经过的地方——造成1200名乘客死亡,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火车事故。

海啸摄像博物馆中的所见恐怖又令人心碎。设身处地的想象让人无法承受——游客们满怀期待、不远万里而来,只是为了登上一列很快就会夺去他们性命的火车,就像是在追逐自己的厄运……

风很烈,海浪拍打着堤岸。思绪钻进记忆深处,揪出了里尔克的诗句:

“因为美不是别的什么
而是我们刚好可以承受的恐怖的开始
我们之所以赞许它,是因为它安详地
不屑于毁灭我们”

那些毁灭的画面实在太过恐怖,以至于思绪回归现实的我竟也感到了一丝“劫后余生”的庆幸。劫后余生的我深感人生无常,需听从内心,少留遗憾,于是立刻撕掉矜持的伪装,颠儿颠儿地跑去找帅哥乘务员要求合影。

“和我?”乘务员好像有点惊讶。

他举起手机,露出招牌笑容。我把毛衣交给铭基,但她依然执着地扒住我的肩头。印度洋的落日余晖洒落在我们脸上,车窗外的夕阳海滩椰林自带怀旧滤镜。在那婉约的海浪低诉声中,在我们共同体验的劫后余生里,他们的世界温柔而彻底地将我的人生拥入其梦境,犹如上涨的潮水漫过海滩上的一块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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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真的,这两张没拍好,没有体现出他的美色……)

 

连更四天我尽力了,我要去休息一下了。。。

下面的二维码真的不是病毒!是“赞赏”的一种土鳖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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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曼谷的几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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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蜜的笨拙 之三 /archives/1731 Wed, 01 Mar 2017 00:02:07 +0000 /?p=1731 在用想象力“看到”锡兰豹之前,我们在山区小城努沃勒埃利耶待了两晚,那里漫山遍野都是如翡翠地毯般铺展开来的茶园,可是也整整下了两天的雨。我们只好在雨水和云雾中想象着自己徜徉于阳光下的茶园,看各种浓淡相宜的绿色绵延成画。更多的时候,我们只能窝在仿都铎王朝建筑的巨大酒店里,在古旧的吸烟室和弹子房打发时间,看着皮肤黝黑的侍者来来往往,喝上一杯又一杯的红茶,想象着与康拉德和毛姆在楼道里擦肩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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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旅行的一部分真相。在朋友圈的美丽照片背后,有惊喜和感动,也肯定有麻木和困惑,疲倦和失望。在我看来,想象的能力是旅人的必备技能,简直比拍照技能更为重要。比如说,在满地废墟中用想象力重建两千年前的古城,在博物馆里用想象力复原残缺的佛像,或是面对着云山雾罩想象隐藏其后的壮丽雪山……

想象的能力意味着你能够化无为有,化腐朽为神奇。而在另一种情况下,你还可以运用这种能力来选择相信你所看到的东西,打消心中原有的疑虑。

那种情况发生在康提的佛牙寺里。康提是一个我希望能有更多时间来慢慢探索的城市,我喜欢它的建筑,它的湖水,它的山丘,它舒缓清爽的氛围,它那略带优越与高贵气质的市民。它是斯里兰卡最为纯净和神圣的城市,是这个国家的灵魂栖息之地,而灵魂的核心则存在于康提湖畔那座金顶的佛牙寺里。斯里兰卡的佛教徒相信,佛牙寺是一生中至少要去一次的圣地。

佛牙是佛祖释迦摩尼入灭后,火化形成的牙齿舍利。传说在公元4世纪,一位公主将它藏在自己的头发里,偷偷地带进了斯里兰卡,此后辗转流离于各地,最终来到了康提。1283年,一支侵略军将这颗牙带回印度,不过又被斯里兰卡夺了回来。

这颗佛牙渐渐成了王权的象征。斯里兰卡人民认为,谁拥有了它,谁就有权统治这座岛屿。16世纪,葡萄牙人夺得这颗舍利,为了表示对天主教的虔诚,他们在果阿焚毁了它。斯里兰卡人则会告诉你另一个故事——葡萄牙人抢到的是复制品,真正的舍利安然无恙。至今仍有传言,说佛牙舍利其实被藏在别的地方严加看管,佛牙寺中供奉的只是复制品。

佛牙寺结构复杂精美,是我从未见过的类型,像是将东亚、南亚和东南亚的寺庙风格奇妙地糅为一体。它既金碧辉煌又肃穆静谧,人们手捧莲花而来,在佛像前虔诚地合十祈祷。很多人身着白衣坐在墙边,手拿经书,目不斜视,口中念念有词。在大殿里的某个地方甚至划分出一片特地区域,里面坐着一群怀抱婴儿的年轻妇女,看那举动像是正在哺乳。无数信众与游客从她们身边经过,但她们神情坦然,一派大方。真是不可思议的寺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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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寺庙二层一个戒备森严的房间里看见了佛牙舍利——当然,要看到舍利真身是不可能的,因为它被严严实实地装在一个形状好似舍利塔的金色匣子里。但人们依然耐心而虔诚地排队朝觐,相信对这圣物的供养会极大地改变自己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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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爸说他记得赵朴初有诗云:“我昔两次送佛牙,巡游缅甸与楞伽。举国上下争迎拜,倾城遍野持香华。”其中的“楞伽”即兰卡,斯里兰卡之谓也。赵朴初当年恭送前往缅甸和斯里兰卡巡礼供奉的,是现在全世界佛教徒普遍承认的、释迦牟尼仅存世上的两颗真身牙舍利之一的“法献佛牙”,现今供奉于北京西山灵光寺。而另一颗便是眼前装在金色匣子里的这颗“锡兰佛牙”了。

然而纵观历史,有关佛牙的记载绝不止这两颗,仅我国历史上出现的佛牙记载就已不胜枚举——去过古天竺的中国僧人数以百计,见过的佛牙至少有十余处之多;而天竺、西域诸国的国使和僧人也多以佛牙宝器进贡天朝;近百年来随着佛塔的考古发掘,各地又出土了更多的“佛牙”……

有真必有假。理论上,除了上述两颗公认为真的佛牙,其余各地出土的佛牙舍利均为赝品。比如山西五台山的佛牙据专家鉴定是用牛的下第三臼齿琢磨而成,而四川峨眉山万年寺的佛牙则是二十万年前中国南方剑齿象的上颚骨,传说由宋代僧人自斯里兰卡带回……

可是假作真时真亦假,有时的新发现也会影响到人们对于“真”的怀疑。比如94年山东省汶上县太子灵踪塔出土的佛牙,流转有序,历历可考,被认为是重大发现,结果引起了斯里兰卡佛教界的恐慌——一是史载斯里兰卡佛牙曾为入侵异族所抢掠,且有传言被毁;二是明代有人为《大唐西域记》作注,称郑和曾赴斯里兰卡礼请佛牙,七年后始还。而这颗佛牙是否送回斯里兰卡,史无记载。所以中国此刻又多出一颗佛牙,势必会引起外交麻烦。为此斯里兰卡政府甚至照会中国政府外交部要求解释,中国政府于是声明,中国只拥有一颗佛牙,从而使这起事件得到平息。

然而区区一份声明很难打消我的疑心,真相早已湮没在历史长河里。一想到郑和、战争、葡萄牙人,我就越发难以相信眼前的金色匣子里装着舍利真身。“你相信吗?”独自纠结了半天,我终于忍不住问铭基。

他若有所思:“你还记得菩提伽耶的菩提树吗?”

我明白他的意思。印度的菩提伽耶是释迦牟尼当年悟道成佛之地,那里有一棵为众人膜拜的巨大菩提树,传说当年佛陀正是在此树下静坐冥想整整49天,终于开了智慧,证得大道——可是慢着,严格说来,这棵菩提树并不是当年的那一棵。因为原树后来被异教徒摧毁,幸好2000多年前,阿育王的女儿为了去斯里兰卡弘扬佛教,曾带走原树的一根枝条,在斯里兰卡栽种下来,成长得枝繁叶茂。所以,现今菩提伽耶的这棵菩提树,反而是几百年前由斯里兰卡的那棵树移枝重栽的。

我和铭基在菩提伽耶时就讨论过这个问题——几根枝条,千里迢迢移过来又移过去,与原树到底有多少“血脉”联系?其中又有多少是传说,多少是史实?

我并没有走过尘灰漫天、崎岖不平的信仰之路,但也一直在追求值得我相信的事物。然而即便是最完美的故事,也总需要你接受某种程度的妥协,总有某个方面叫人无法信服。这世上有许多难解之谜,更确切地说是不解之秘。就像层出不穷的佛牙,意大利的耶稣裹尸布,耶路撒冷的“受难之路”……我相信,人们并非真的难以解开那些谜团,而是根本不想揭开那些秘密。

好吧,面对着那难见真颜的神秘佛牙,我对自己说,现在开始,运用你想象的能力来相信吧,相信它正是2500年前佛陀的牙齿真身,历经种种劫难,因着各种因缘,最终流转至此……

如今想来,当时身在佛牙寺中的我还未意识到自己于不自觉中生出的愚妄和傲慢,总想用固有的理论来解释一切问题,习惯作简单的是非判断。

看完佛牙神龛和博物馆,我们在外面平整的广场上看见一间点满了油灯的小屋。斯里兰卡佛教徒的礼佛仪式有种朴素之美,他们并不焚香燃烛,也无磕头跪拜,一般只是在佛像和佛塔前供奉鲜花或点燃小油灯。不知为何,当下我特别想进去点上一盏灯,也许因为当时生活中正遇到一件未知结果而格外忐忑的事,也许因为潜意识里相信佛牙寺是个神奇之地。而铭基也极力怂恿我进去。

油灯也是同样的朴素,一个个小盏盛满椰子油,里面浸着一小截正在燃烧的棉芯。我环顾四周,找不到工作人员,也没有购买棉芯的地方。看到我茫然的神情,一位斯里兰卡阿姨露出微笑,从她的包里掏出一小袋棉芯与我分享。我学着她的样子,从别的油灯中引燃棉芯,再将它浸入一个油盏中。小油灯幽幽地燃着,我和阿姨一同站在那里合十祈祷,当下只觉得天下原本一家,此情自古皆同。在那一刻,我浑然忘却了心中一直纠结的佛牙真伪之辨,整个人沉浸在一种神圣而纯净的感受之中。

在后来的旅途中,我看见一身白衣的老妇人步履蹒跚地上山礼佛;我看见孩童摘下带着露水的鲜花献给佛像;我看见中年男子将头抵在寺庙的菩提树上,一只手温柔地在树干上摩挲,长时间地向那棵树喃喃倾诉着什么;我看见我们那身为天主教徒的司机大叔以无比恭敬的态度指给我们看坐落在加勒海边的两座佛像,他说04年的印度洋海啸摧毁了四周所有的房屋和建筑,连保护佛像的玻璃橱窗都被震碎,而佛像却在滚滚洪水中屹立不动,毫发无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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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伦坡的甘珈拉玛雅寺,我们坐在大殿的地板上,听僧人给前方同样席地而坐的一家人诵经祈福。其中一位男子稍稍挪开,我赫然发觉祈福的对象竟是襁褓之中的小小婴儿!那小小人儿被仔细地包裹好,放在一块平坦的石板之上,在宛转起伏的诵经声中睡得正香。仪式完毕,虚弱的新手妈妈需要家人搀扶才能站立起来。一问才知,原来那小孩才刚刚出生两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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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路走来,我看到信仰已然渗入斯里兰卡人的灵魂,信仰就是他们的日常生活。我亲眼见到这灵魂的沉浸带来了怎样的觉悟与平和。我也终于意识到体验在信仰中的重要性——不是低级的圣物与偶像崇拜,不是以教条理论区分神话和谎言,而是个人的、最真实的内心体验。旅途中的很多时刻,我都在周围信众的宗教氛围中感到至为深刻的慰藉,而这种氛围根本不是任何理论所能够分析和理解的,它是由每个人的瞬间宗教体验而建构起来的。

是的,宗教是一种想象活动。可是,与斯里兰卡阿姨并肩站在油灯前祈祷的那个近似永恒的时刻,天主教司机在海啸后的断垣残瓦中望向佛像的那一刹那,新手妈妈聆听僧人为自己刚出生两天的孩子诵经的分分秒秒,我们都并没有运用想象力,我们所体验到的神秘与神圣是如此真实,如此强大,如此震撼人心,令万物静寂,除了相信别无选择——即便只是在那一瞬间。

而当你体验过那样的真实,便已不再需要用一颗佛牙或一块裹尸布的真实来给自己壮胆了。

在现实与功利的世界里待得久了,我惊讶于自己竟还能在异国他乡找到内心尚存的神秘感,并对它珍而重之。是啊,疯狂的21世纪几乎剥夺了生活中所有的神秘。可是,如果世界上没有了神秘的事情,那我们还剩下些什么呢?如果我们知道一切事情的答案,我们还会拥有什么希望呢?

 

有趣的是,旅行结束后我查找过关于佛牙的资料,发现在真伪问题上,佛教经典中其实早就有至为通达的见解。佛经中说,佛舍利可以用各种物品替代,包括用动物牙齿替代,此即“影骨”之谓。所以,历史上供奉的一些佛牙影骨,其动机未必是鱼目混珠,而是出于供养的需要。

佛经中还说,见到佛牙舍利的替代品,也要像对待佛陀真身牙舍利一样恭敬礼拜。想来也有道理,正如以各种材质制作的佛像也都应视作佛陀本身而不可有些许轻慢。佛教文化本来就蕴含象征文化,在真伪、实幻、空有问题上不必过于执着。如果见什么就以为什么实有,这样分别事物,认同名相,便根本无法了解真理。那些有形之物不过是作为纪念的某种象征,在真正的修行者心中,舍利子本就是虚空,由心所生,非本来有。

如果说舍利子代表一个真正的证悟者给世人留下的东西,那么,与佛牙、佛骨相比,那些由他们发掘出来的真理、他们留下的探寻真理的方法和启迪,才是真正的舍利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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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蜜的笨拙 之二 /archives/1716 Mon, 27 Feb 2017 23:27:02 +0000 /?p=1716 Continue reading ]]> 在伦敦时我有个斯里兰卡同事,僧伽罗人的名字,葡萄牙人的姓氏,黝黑英俊,目光单纯,永远无可救药地乐观,一口白牙闪闪发亮。每次从斯里兰卡度假归来,总不忘送给我们一人一个动物形状的小木雕。每次被人问到斯里兰卡有什么好玩的,他总是不假思索地回答:“动物多呀!”

“那肯定没有非洲多吧?”有人故意逗他。

“你不知道,”他又露出一口白牙,“我们是性价比高的非洲。”

斯里兰卡的确有点“小非洲”的意思。在酒店餐厅吃早饭,我眼睁睁看着乌鸦从客人盘中叼起一块面包,神气活现地飞走;草地上的松鼠也正捧着偷来的食物逃之夭夭;走回房间的路上,巨大的蜥蜴冲我们吐着信子;车窗外面,驮着重物的大象慢条斯理地踱步;孔雀在高速公路上招摇过市;翠鸟像一枚枚活宝石悬在树丛中;无处不在的猴子随时会一把抢过你手中的零食……

据说从2000多年前开始,有远见的斯里兰卡王室就宣布禁止国内部分区域内的一切人类活动。在古代康提王国的几乎所有行省中都有一块这样的保护区,生活在其中的动植物得以在无人打扰的情况下自然繁衍生息。因此在2000年后的今天,这片土地仍好似自然仙境,是世界上物种最丰富的25个地区之一。而当你看到斯里兰卡人的坦荡和善良,会觉得也许人本来就应该这样活着——与未经驯服的动物为邻,是一种本能的需求;和蜥蜴、孔雀、大象生活在一起,对灵魂有益。

旅行中总会有一些你毫无预期的梦幻时刻,就像我们在尼甘布平凡无奇的潟湖中看见一个“水上酒吧”——三位本地男子坐在茫茫水面上饮酒,就像鹳鸟立于远方的稻田,望之宛若神仙剑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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潟湖中还有大片红树林,船夫极力怂恿我们进入林中:“有好多好多猴子呢!”

有十几只已经在树枝上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还是算了吧。” 铭基果断地说。

“有猴子!”船夫说,“很有意思!”

“他不喜欢猴子。”我指着铭基。

“哈哈哈!”船夫觉得我们在开玩笑,“不喜欢猴子?”

“是真的……”出于种种原因,铭基真的非常讨厌猴子。

船夫简直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他张大嘴看着铭基,神情像是在说“这世上怎么会有如此古怪的人存在啊啊啊啊啊”……

“不喜欢猴子!”他摇着头,不断地叹息,划起双桨离开红树林,没有意识到他所穿越的静寂。

不过,除了猴子之外,我们还是要去看更多的动物。位于南部的雅拉国家公园其实并非那种人造的野生动物园,而是一个巨大的自然保护区,只是刚好里面有众多的野生动物。而我们也的确看到了很多动物。那天是大年初一,我们清晨四点半就出门,一把抱起迷迷糊糊的小毛衣,爬进四驱越野车后面的敞篷座位。飒飒凉风钻进衣袖,一路上看见满天星河,让人在这晦暗的天色里起了人生世界之思。然后,在鸡年的第一天,我们一进门就看见了一只七彩锦鸡。接着是鳄鱼、孔雀、梅花鹿、野牛、野猪、白鹭、黑颈鹳、各种叫不出名字的鸟儿,当然,还有走到哪里都无法摆脱的猴子……

可是,和野生动物相比,我觉得国家公园内的自然风光更令人神迷。据说这里同时有潮湿季风林,干燥季风林,半落叶林和热带旱生林——这些名词我一个也不懂,却也看得出此地生态环境的丰富,森林、草原、山地、河流、湖泊、沼泽应有尽有。到了休息时段,司机径直把车开到一片沙滩上,我还以为不远处只是茫茫湖水,没成想竟已身在印度洋边!树木、野花、草地、溪流、沙滩、大海,所有这一切奇妙地浓缩于同一帧画面,简直像大壁画一样需要分成几块来观看,让人觉得即便看不到锡兰豹也早已值回票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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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锡兰豹是雅拉的超级明星,这里被公认为世界上金钱豹密度最高的地区。但它们总如优雅的隐士潜伏于树林之间,想要亲眼看见这美丽的动物仍需运气。日头渐高,热气蒸腾,锡兰豹芳踪难觅。我早已放弃了这一奢望,谁知司机大概通过其他同事获知了锡兰豹的行踪,他立刻驱车赶到某个地点,停在凹凸不平的狭窄土路上。前方的吉普车已经排起了长队,而后方还有更多车辆正源源不断地赶来。

锡兰豹大概就在路边某处的树丛里,不知距离远近。前面每辆越野车都在那里停留几分钟,车上的乘客探出身子,用长焦镜头或望远镜凝视树丛中的某一点,咔嚓咔嚓地拍着照片。然后这辆车摇摇晃晃地开走,下一辆又立刻补上去……队伍很长,看起来遥遥无期,人人焦躁无比——谁知道锡兰豹会不会在下一秒走开,就此消失不见?

我一向觉得,看锡兰豹啦,看鸟啦,甚至看日落啦,对游客来说都是很重的负担。一个景点有了那样的美誉,你便不得不去那里。旅行时去看某样东西,让这一天有了目标和意义,否则会很空虚。可是等待本身感觉很傻,它变成了一种被悬置的运动,无所事事被提升到了带有某种极强目的性的水平。等待变成了一种持续的努力。你无所事事、压力重重地努力着,但其实它早晚都会来的,或者不来。

此刻我头顶烈日坐在越野车上,怀里是正在不耐烦地扭动身体的小毛衣。这一路坑坑洼洼七高八低,吉普车几乎全程以倾斜45度的姿态行驶,我需要全力控制住怀里那只猴子,否则她的脑袋就会一次又一次地撞上旁边的护栏。几个小时下来,手臂和肩背都快要残废,再加上早起的疲惫、蚊虫的叮咬、暴烈的日光,还有此刻漫长紧张而随时可能化为乌有的等待……我感到自己也渐渐变成了一只锡兰豹,随时可能发出狂暴的吼声。

行前铭基曾和我讨论过是否要取消雅拉之旅——“车程长,暴晒,动物也可能很远,毛衣不一定看得清,她可能会觉得没意思”,他甚至提出“要不你和爸妈去,我带毛衣在酒店里游泳”。我否决了他的提议,告诉他我们是勇敢的、灵活的、富有冒险精神的旅人,事情来了都能够处理——连几乎垂直于地面的狮子岩都背着娃爬上去了,不是吗?可是,当你真正来到这里,处于一种被慢慢折磨的情境,忽然之间,待在酒店变得更有吸引力。想想吧,躺在泳池边,喝着狮牌啤酒,欣赏花园里白鹭的曼妙身姿,读读关于锡兰豹的书……

终于轮到我们占领那个最有利的地形,所幸锡兰豹似乎还未离开。“在哪里?”我们茫然地望向幽深的树丛。司机兼向导指向远方一块平坦的岩石:“在石头上睡觉呢。”可是我们既没有望远镜,也没有长焦镜头,只能用意念在那一片模糊中寻找动物的形状。这是个非常依赖想象力的活动,就好像在一个所有演员都已经溜走的舞台上,排演你自己的话剧。

铭基用他可怜的标准定焦镜头徒劳地不停拍照,然后在屏幕上放大放大再放大。“是这个吗?”我们全家挤在一起,研究着石头上那一小片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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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它的屁股吧?”铭基不确定地说,“它是不是在背对着我们睡觉?”

可是没人能给出肯定的答案。最后,在变成对眼之前,将其中一张照片放到最大时,我们似乎看见了金钱豹那标志性的黄褐色花斑——“似乎”的意思是,我们觉得自己看见了,但已不知道那是否眼花或意念的作用。因为到了这个阶段,连毛衣都伸出小手指向远方,用惊叹的语气说:“锡兰豹!”——那是她想象中的锡兰豹。

“很好,”我单方面宣布,“我们终于看到了锡兰豹。”

“我不知道……”我爸在后座纠结地说,“这算是看到了吗?”

回到酒店,已经没有时间游泳了,但我仍带着毛衣去泳池边转了一圈。一位英国帅哥正在劈波斩浪。酒店工作人员问起他的雅拉之行,他哗啦一声从池中跃起。“棒极了!”他抹一把脸上的水,“我们看到了锡兰豹!”

“哇哦!”工作人员说,“很幸运!”

“我们那辆车是第一个发现的,它正在一块石头上睡觉呢……我们的司机马上开始打电话给其他司机,然后所有的吉普车都来了,但是全都排在我们后面……”

“离得很近吗?我是说锡兰豹。”

他犹豫一下。“呃,不算近,”他承认,“但我们有长焦镜头,在照片里看得很清楚,尤其是放大以后……”

“所以,YES!”他重新振奋起来,兴高采烈地挥舞着拳头,“我们看到了锡兰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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